反抗者

七、存疑問題

　　只按「一個兌換一個」的法理正義觀點，人生固然變成不可理解的，但正義感也是人性中的一種自然要求，該得到滿足。看完了創世紀的人生哲學立場之後，有人可能不禁要問：「亞伯爾的下場恐怕太不公平吧？」

　　對這個問題，作者沒有提出明確的答案，恐怕連暗示都沒有。哈諾客的故事與此問題不同，因為他沒有經歷死亡（創五24）。加音殺人後的不幸處境，是處罰也好，是自然結果也好，對死去的人毫無意義，只關係到仍然活著的人。就創前十一之整體精神而論，作者關心的顯然是現世問題，而他的立場是建設性的，積極的，絲毫沒有厭世和逃避的影子。他不提來生問題，是不是怕對現世人生有破壞作用呢？有此可能。但也可能因為社會上已有現成的答案，沒有討論的必要。

　　來生問題，不只是「人死後是否有知覺」，及「靈魂是否不朽」之類的孤立問題，而且與現實人生有極密切的關係。孔子雖不能明確肯定人死後有知，但也不敢破壞這種想法，只說「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因為他重視「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作用（學而）。荀子的立場則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肯定：「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敬愛之至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但另一方面又說：「夫厚其身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又說：「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 （禮論篇）。墨子乃譏之為「無鬼而學祭禮」（非儒）。

　　儒家重視祭祀，是順人情之常，使之更加敦厚：「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大戴禮記，盛德）墨家明鬼，則偏重社會治安之作用：「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則夫天下豈亂哉？」

　　聖經思考來生問題，是為安頓兩種心情：一是珍惜現世生命之心情，一是正義感之要求。人的生命是神聖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為人所流，因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創九 6）在這裡，上述兩種心情尚未協調妥當，未把尊重生命的原則貫徹到底，使仇人壞人的生命也受到尊重。在古代，法律明文准許報仇（出二十一23；肋二十四19；申十九21）。到了公前第二世紀前後的「勸世文學」時代，不可復仇的觀念已普遍起來：「凡報仇的，必要遭遇到上主的報復。」（德二十八1；箴二十22）

　　這是因為他們有了清楚的來生觀念，正義感有了安頓：「義人的靈魂在天主手裡，痛苦不能傷害他們。在愚人看來，他們算是死了，認為他們去世是受了懲罰，離我們而去，彷彿是歸於泯滅；其實他們是處於安寧……充滿著永生的希望。」（智三1至4。參看約十九25；達十二2）。新約不只繼承了肉體復活之主張，而且因了耶穌復活之事件，信念更加堅決。眼前吃虧不是決定性的吃虧。因此新約也更堅決地要求信徒，不可與壞人計較眼前的得失，而須為建設更美好的明天全心投入。許多基督徒能為社會無條件地付出，就是上述之信念產生的力量。

　　希臘式的靈魂不朽，也能使人不斤斤計較眼前的得失；但因了其厭世的前提，對現世價值有破壞作用。那是把現世看為考場，現世活動只是過程，現世生命沒有實質價值。不計較，因為不值得計較。既然志在追求解脫現實，當然無心建樹。佛教的輪迴說，慈悲有餘，但對壞人的嚇阻作用有限。得救的機會既然沒有期限，何必急於一時？希臘的原始靈魂說，其實就是輪迴說（見柏拉圖）。聖經只給人此生一個得救機會，錯過便不可復得。這種來生觀，可以安撫復仇心理，也可以取代一部分嚴法竣刑之需求。過去我國懲治犯人和仇人的各種奇招，說明我們是相當殘忍的民族。我們的人情味，沒有深厚的基礎，經不起考驗。

　　肉身復活之主張，當然不如「靈魂不朽」之說易為純理性所接受；但其長處，則在於防止人「魂不守舍」，是聖經之入世精神的一根台柱。此種信念形成之時代，巴力斯坦已被希臘文化包圍，猶太思想家們不可能不知道希臘的靈魂學說；他們不願採納，自然有他們的理由。現代的神學家，大都看不出肉身復活說之重大意義，及其在現實人生中的作用，向科學主義讓步太多。

　　但尼路說：「有關肉身不死的神話是可笑的；而且無限地延長我們現在的生存方式，是件可怕的事。」（四十四頁）。然而肉身復活又怎樣？這種論調，對聖經之入世精神，顯然有破壞作用。向死亡讓步，就是向破壞現世生命的力量讓步，也就是向罪惡讓步。這是虛無主義的陷阱。

　　為成個完整的入世人生哲學系統，創世紀還有一點有待加強。作者有力地表明了人在宇宙中的高貴地位，美好的生活環境，夫妻模式的人際關係，人為之價值及個體之責任；他又分析了犯罪之動機，罪惡之效果，及為防止罪惡之破壞作用，天主所提供的救助方法。然而，有一句到了嘴邊的話卻未能說出，那就是新約所宣告的：「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若十三34）。到了這裡，一個以恩愛為原理和動力的道德觀，一個絕對積極入世的人生哲學系統就完備了，無可復加。只可惜後世的原罪學說，扭曲了聖經的思路，混入了算舊帳和主奴模式的道德精神，使福音未能發揮出其全部作用。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