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有政治作用的婚姻，便可稱為政治婚姻，無論當事人最初是否曾有這層考慮。封建時代諸候之婚姻常有政治考慮。王昭君遠嫁匈奴是深謀遠慮的政治婚姻。羅馬帝國禁止在外省（等於屬地）任職的羅馬官員娶當地婦女。有人說，埃及最後女王（Cleopatra）的鼻子如果再長一點，或再短一點，歐洲後來的歷史演變可能大不相同。艾斯德爾被選為波斯王后時，似乎沒有政冶動機，後來卻發揮了政冶功能，使猶太人逃過了一次滅族的危機。

若把政治之意義放寬，可以說每個婚姻必然有點政治作用。近幾十年在台灣的大陸人與本省人結婚，大部分沒有政治動機，但有實際的政冶功能。假如偏激的台獨政客得勢，要把大陸人殺光或趕走，標準就不易確定。當初在德國猶太人若與當地人通婚的人數很多，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慘劇可能比較不易發生。

生活在社會中的人，不可能是個孤島，每人背後都有由血緣文化等形成的大小族群；族群影響他，他也影響族群。婚姻常是兩個屬於不同族群的個體結合在一起，「二人成為一體」（創二24），與兩個族群都有利害關係。我國在大家庭制度時代，結婚對象之選擇，主要由家長決定，關切的是新人對整個大家庭將產生的影響，她該「宜室（小兩口關係）宜家（家族關係）」。

除了非常失敗的婚姻，一般的婚姻都有助於拉近兩個族群的關係，促進彼此之諒解，使雙方易於互助合作。通婚的人數多了以後，也能使兩個族群合成一個較大的族群。常受正人君子歧視的「雜種」，實際可能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先驅。

舊約在原則上排斥與異族通婚（申七3）。但曾有許多例外。達味（大衛）國王的祖先就有兩三個娶了異族女人，辣哈布還曾當過妓女（蘇二；瑪一5）。艾斯德爾傳的立場有點曖昧；她成了波斯的王后，故能使猶太人逃過了一次浩劫，但卻表白說：她「厭惡未受割損者和一切異民的牀褥；你（上帝）知道我是迫不得已」（補錄丙20）。然而在選拔王后時，她為何要討管理嬪妃者及國王的歡心呢（二9等）？

曖昧有時是一種表達技巧，在不便正面批評時，使讀者對絕對化和僵化之原則產生懷疑。強詞奪理的辯護，及無理取鬧的批評，多次產生與原意相反的效果。艾斯德爾當了波斯的王后是不得已也好，是刻意尋求的也好，事後證明是出於天意，誰敢判她是罪人？對成就顯赫的不合禮法者，大家通常會趨炎附勢，奉承有加；但在成功以前，例外者常得承受來自正統派的很大精神壓力。許多人覺得，若不攻擊醜化脫隊者，便不足以顯示自己正派忠誠。

耶穌突破了由血緣階級等形成的人際隔閡及歧視：「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迦三27）。新約又一直強調上帝子女之尊嚴和自由，故不可以輕易拿公共利益或理想之名義，對個體施加壓力。每人固然都該力求上進，但人的能力有限，需要喘息調適的時間，故耶穌沒有要求撤瑪黎雅婦人把她的婚姻問題立刻合法化（若四）。個體如此，族群更是如此。基督徒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教會：信了基督的猶太人不必廢棄猶太人的傳統禮法，希臘羅馬的基督徒也不必採用猶太人的禮法。

這個男人與這個女人結婚的目的，是為了自己一生的幸福；這是在選對象時該考慮的首要問題。不幸的婚姻，很難發揮婚姻之社會功能，多次反而製造社會問題。所以任何人或組織也沒有權力強迫一人選擇使自己一生不幸的命運。

但是因為沒有人是孤島，二人結婚後不可能切斷原來的族群關係。後母難為，因為覺得有權干預她家內政的人太多。除了這類直接的外力干預外，還有一種無孔不入的無形干預，那就是二人在結婚前已形成的生活習慣，以及人生觀價值觀等成見。出身富有與出身窮苦家庭的人，用錢方式相差很遠。在戀愛和新婚期，差別能使對方感到新奇好玩；但是進入平淡期之後，有時一個習慣性的小動作也能使對方感到厭煩，破壞感情。

有能力彼此遷就配合，才能有美滿的婚姻。保祿論到寡婦再嫁時選對象的問題說：「只要是在主內的人」（格七 39）。按新約精神，這話不可視為強制性法規，然而卻是信徒該認真考慮的一個條件。任何宗教信仰都含有一套人生原則；信仰不同的人不易彼此配合。要完全放棄原來的信仰也不容易。艾斯德爾王后的心情是矛盾的。但外人該尊重當事人的抉擇。自己選的命運，比較甘心承當後果。（註：此文於民國82年7月3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212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