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自十三世紀開始，歐洲民間流傳一個女教宗的故事。到十六世紀末葉，嚴肅歷史家已不相信那是事實。但是這個故事之產生，卻是個有思考價值的問題。在女權運動的發展史上，該把這個原來帶諷刺用意的故事，看為一項預言，即在不知期限的未來，女教宗該成為事實。

關於這位女教宗的閨名，及她任教宗職的年代，各傳說相差很遠。故事的基本情節是這樣：有位女青年女扮男裝，去雅典求學，學成後到羅馬教書，不久聲譽大振，先後曾擔任許多要職，最後當了樞機主教，又當選為教宗，法號是若望（Joannes）。大概在任期第三年，某天遊行或出外散步的時候，她突然臨盆。有的故事說她因難產當場去世；有的說她雙腳被人用繩子綁起，用馬拖到城外，被群眾用石頭砸死。

關於這故事的歷史背景及編造過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這樣：在第十世紀，意大利的幾個大家族各顯神通，企圖以權勢和利誘等手段，控制教宗人選；而且有一段時期是女人當道，最著名的是馬洛琪雅（Marozia）。她派人謀殺了教宗若望十世（任期為九一四至九二八年）；若望十一世是她的兒子（九三一至九三五）；若望十二世是她的孫子（九五0至九六四）；又傳說塞耳儒三世是她的情人（九0四至九一一）。在若望十一世當選教宗後，當時一位作家曾寫說：羅馬落到了女人的手裡，是受她統治（指馬洛琪雅）。女教宗故事的靈感大概就是由此而來；她的法號為「若望」也順理成章。

傳說中數目最多的，是把女教宗當選的年代放在八五五年，相當容易理解。在這一年，除了合法教宗本篤三世之外，曾有一位非法教宗（Anastasius）。

女權當道是那時的歷史事實，而女教宗之故事的編造則代表大眾對這事實的反感。卡繆所謂的荒謬感，是指人生現實不合理想之感覺。一般所謂正派人士在這情況，多採取向理想一面倒的立場；厭世者全面唾棄現實的立場是最易懂的例子。然而這種心理，多次正是使人生問題走向合理之安頓的障礙。

在任何人的罪惡背後，都有一個大家該尊重的正面價值，只因為當事人追求這個價值的方式不當而成為罪惡。例如一人強暴婦女；這是罪惡。所謂正人君子向理想一面倒的立場，在這情況等於說，大家只一味情緒化地對這不合理現象加以排斥，設法加強制裁處罰，或消極性地圍堵。但沒有人想，這個男人的基本需要在原則上有權利得到滿足；他之所以出此下策，可能是因為目前開放的管道太窄，或途中不必要的障礙物太多等等。

這並非說社會當局不該以處罰等暫時穩住局面，但那不是徹底解除問題。徹底解除任何人生矛盾都是極漫長的路；但若大家迷信目前的社會運作方式，認為那是天經地義，社會很難有實質的改善。實質的改善必得從修正觀念開始，推展合理的共識。無論如何，群眾用石頭把女教宗砸死，表現的是野蠻，而不是文雅。

女人佔全人口的一半，對人類的前途該負一半責任，也有一半干預社會問題的權利。這個簡單明顯原理為能成為順理成章的事實，最大的阻力是以蠻力論英雄的心理。暴力和欺騙是人事問題走向合理化的兩大障礙。但在暴力不該介入的地方，該把女性那一半權利和責任還給女性；而公開化是防止欺騙的最好方法。

　　人間的任何事情，也不能等所有條件已達到萬無一失的程度才開始實施，否則什麼事也無法推展。大眾之心理調適，須逐漸推動；原來不易接受的事情，看多了也就不以為怪了。有許多事務，女性比男性勝任愉快，不能因為社會上仍有許多性騷擾事件而不肯轉移權責。

教會的主要使命是教化大眾，與蠻力毫無關係。在蠻力橫行的社會，這任務由男性擔任比較方便，但難免有許多角落男性不易接觸，而使教化功能不易發揮。當初利瑪竇等人想向宮女們傳教就困難重重。如果像革新教派那樣有牧師娘，就方便多了。

許多革新教派已開始任用女牧師，甚而女主教。這是遲早必得實行的政策。最需要女性分擔教化工作的天主教，對這政策卻採取堅決反對的立場。既然有許多事顯然由女性負責比較合適，為何不給她們正式的名義呢？在開始時固然會有許多人不易接受，但可分段推行。例如讓修女們的院長在自己的修院中主持彌撤，不會有人見怪。

天主教的革新工作不易推展，是因為太重視統一步調。在當局未決定改變之前，許多事連公開討論都不許可，更不要說小型試驗。既然大家事前沒有心理準備，在當局決定改革時，推行起來當然非常吃力。（註：此文於民國82年5月29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208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