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宗教革命是近代所有革命中的第一炮。宗教革命的前身，是由政客發動的反教權運動。而宗教革命之能成功，也是靠政客的支持，或說靠民族主義意識。在那以前的歐洲社會是由教宗及皇帝共同支配的局面；許多王侯早就不甘心受這兩個死黨牽制。宗教革命後達成的協議是：「是誰的國，信誰的教」。

在宗教革命之後，以前之反教權情緒，逐漸變成了反宗教運動，而以法國的啟蒙派最為激烈，如伏爾泰等人；大概因為在天主教地區，教會與政府仍是密切合作的關係。啟蒙運動的結果是法國大革命。卡繆把這次浩劫的責任算在教會的帳上是有道理的：「為使這項舉動成為可能，並感覺合法，教會應負的責任最大；它的異端裁判法庭，及它與政權的勾結，使它與主人混在一起，認為有權利製造痛苦」（反抗者，一三一頁，三民）。

博愛、自由及平等原是福音的精神遺產；但因為教會太重視紀律，成了社會現實秩序之保鏢，結果這三件傳家寶落到了反宗教者的手中。近代的女權運動，繼承的也是啟蒙派的精神，多少帶點浪漫和偏激的色彩。

從人際關係角度看道德精神，可分為兩種基本模式：一是主奴模式，一是夫妻模式。前者是一面倒的道德精神，主人永遠有理，他人只是他手中的工具。夫妻關係是以雙方的不同點為基礎來建立並維持，只有彼此尊重，甚而珍惜對方的特色和個性時才是正常。聖經最接近後者。

公前第八世紀的歐瑟亞先知，把上帝與選民的關係比為夫妻關係：「我（上帝）要誘導她，領她到曠野與她談心……我要永遠聘娶你，以正義、公平、慈愛、憐憫聘娶你」（二16）。以後的先知沿用這個比擬方式；保祿把耶穌與教會的關係也比為夫妻關係（弗五20。參見默二十一2）。其實舊約把梅瑟法律看為上帝與選民之間的「盟約」，即雙方都有權利和義務的雙向關係，屬於同一精神。在妻子不受重視的社會，不可能產生上述思想。

新約特別強調弱者和不幸者的權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迦三26）。然而基督教義在希臘羅馬社會傳播時，不得不與那個社會現實妥協。故此保祿不批評當時的奴隸制度。你若因而認為新約主張奴隸制度合理，則顯示你對新約精神一竅不通。而這類信徒很多，只懂字面。

希臘社會不尊重女性，不准良家婦女拋頭露面，過問公共的事情。為了不與這種風俗正面衝突，遭教外人猜忌，保祿要求婦女參加集會時蒙頭（格前十一），也不准她們發言：「婦女在集會中應當緘默，她們不准發言……她們若願意學什麼，可以在家裡問自己的丈夫」（格前十四34）。這些權宜之計，在後代傳統中就成了天經地義。

在教會後代的行政體系中，婦女沒有地位，只有教宗、主教及神父三個基本等級，連原來有的「女執事」也成了歷史名詞。然而在福音精神潛移默化之下，基督徒婦女仍然發揮了許多社會功能，是其他傳統社會沒有的現象。

教會在羅馬帝國成了合法組織後，逐漸興起了獨身者的修行團體；幾乎從一開始就是男修會與女修會同步發展的。這類團體之產生雖然受了希臘厭世心情之影響，但這些人從未完全忘記福音關切他人的使命意識，很早就開始從事一些社會工作，如教育、社會救助等。這些團體雖然得受當地主教之監督，但其內部行政是獨立的。

基督徒婦女除了上述之社會工作表現外，偶而也能發揮政治影響。法國女英雄貞德號召全國抵抗英國之侵略，是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許多國人不知道聖女嘉德玲（加大利納，Catherine of Siena）的政治影響。按理教宗該住在羅馬。因了種種原因，前後有六位教宗是住在法國南部的阿維農（Arignon，一三0五至一三七七年）。這對教會之統一是個危機；那些教宗也知道該回羅馬。教宗克來格里十一世上任後，曾聲明他要遷回羅馬，卻一再拖延行期。嘉德玲寫信催駕無效，親身跑到法國，逼教宗下定決心，採取行動。聖女嘉德玲也曾化解其他政治糾紛。

存在主義女作家德包華（西蒙波娃）在其「第二性」中，指出中世紀的女性能影響社會，都是靠宗教名義。其實任何人的行動能被社會認同，常須有一種招牌。嘉德玲的影響力是靠她的聖德，但也靠她那身修女制服。

宗教在歐洲代表的是價值觀共識之基礎。為使婦女能在人生各個層面發揮她們該發揮的那一半影響，建立價值共識是個先決條件。如果大家對性別區分之價值的意識，停在最原始的動物性層面，則所謂男女平等只是一句空話，被騙吃虧的通常是女性。目前中外各種場合常發生的性騷擾事件，證明大家的性別意識並不成熟。（註：此文於民國82年5月17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206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