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革新教派基督教徒在批評天主教時常說：「天主教是聖母教」。天主教徒知道這話不合事實。但無論是一般信徒或神學家，天主教徒對聖母之角色所代表的意義，也沒有極清醒的意識；連在比較嚴謹的「聖母學」中，也有許多誇大不實的純情緒化語調。

這裡牽涉到的廣泛原理，是中國哲學常提到的陰陽互動問題。在基督教義的發展史上，聖母之角色的加重是個必然現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原因是至少從教會在羅馬帝國成了合法組織後，耶穌之精神形象的陽性色彩愈來愈重，需要一個陰性形象發揮制衡或補救作用。

就拿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來說，無論其設立是對是錯，總之那是教會面對某些社會問題的陽性反應。現在假設在裁判所的法庭中，面對法官掛上一幅聖母像；或者法律明文規定，法官須跪在聖母像前寫判決書，對法官之意識的影響是好是壞？有沒有意義？

教會的領導權被獨身的男性霸佔，也是需要聖母制衡的一個原因，使這些身邊沒有女性影響的人之心態和行動不致與現實完全脫節。宗教革命雖然破除了傳統之厭世及霸道心理沈澱成的許多制度，然而耶穌的精神形象仍然是陽氣太盛；喀爾文派的這種精神最為突出。很有趣的是，在霍桑的小說「腥紅文」中，與牧師通姦的女主角並沒有悔意，而把那個社會逼她配帶的罪婦標誌，看成對那個喀爾文派社會之陽性價值觀抗議的標誌。如果宗教革命的除四舊行動不把聖母掃地出門，也許能減少許多偏激的行動。

與舊約早期之上帝形像相比，耶穌的精神表現是陰柔的。此外按現代生物學見解，如果聖母懷孕沒有男性合作，出生的孩子該是女性。無論如何，聖母對耶穌之人格的形成影響極大，似孟母之於孟子。在中國哲學中，孟子的思想與福音精神最近。聖母是耶穌之人性及人情的根源和標誌。信徒卻常忘記，福音信奉的上帝，是耶穌之人性表現所披露的上帝。舊約早期的上帝形像是絕對剛陽霸道的；許多罪人當場受罰猝死。許多人認為見到上帝的人必然要死，上帝找上門來沒有好事。

猶太人的處境逐漸穩定之後，他們的思想家立刻想到了社會結構中的陰陽互動問題，那就是與君主制度同時出現的政治與宗教各自獨立之理想。政治是陽，宗教是陰。撒慕爾先知是這理想的功臣。可惜直到今天，神學家仍未重視這段思想演變史。受舊約影響極深的回教，更沒有把這理想放在心上，一直傾向政教合一。

接下來對推展陰陽互動意識貢獻和影響極大的，是公前第八世紀的歐瑟亞（何西阿）先知。他把上帝與選民的關係比為夫妻關係，一方面緩和了上帝的霸道形象，同時也提高了人的專有價值和責任：人與上帝是互動關係。保祿論到這個關係說：「這奧秘真是偉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弗五32）。教會是上帝的新選民。

天主教之「聖母論」最重視的舊約章節，是所謂的「原始福音」，即上帝對蛇說的那段話：「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她的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你要傷害他的腳跟」（創三15）。

傳統神學主張這裡說的女人影射聖母，而她的後裔影射耶穌。這主張背後有一個假設。上帝是全知的，他自永遠就看到（也可以說決定了）這個世界演變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聖經是在上帝之靈感下寫成的，其中含有恐怕作者本人也未必有清醒意識的預言。這假設本身對信徒的處世精神有不良影響，是一種定命論及機械論。

創前十一章是公前四百年左右的作品，故可以說女人的後裔影射耶穌，因為較早的依撒意亞先知書已經展望將出現一位救世者。但是「女人」卻須轉幾個彎才能與聖母拉上關係。這是因為創三的故事，乃是厄則克耳第十六章那個象徵猶太民族之女孩故事的翻版，「女人」象徵人類。

創三作者怕人誤把夏娃想成具體女人而害到女性形像，故在犯罪情節後特意設法提高女人的正面價值。方法之一是讓亞當在最痛苦的時刻，聲明夏娃是「生命之源」（三20）。另一個手段是讓亞當有犯罪之實，但不讓他有將功贖罪的表現：男人是以女人之後裔的資格參加反抗惡勢力的聖戰。女人的後裔實際指人類的後裔。

創二及三提高女性之地位和價值，直按是為抵制希臘之潘朵拉故事（Pandora）對女性的歧視。這是以前之聖經文化精神的結晶，也該是以後維護女性尊嚴的依據。按這思路，創三的「女人」與聖母是有關係。基督徒若想找一位女性尊嚴和權益之代表，非聖母莫屬。但是傳統基督教義太強調耶穌及聖母之「特權」，因而不易完全發揮他們的模特兒意義或啟發作用。（註：此文於民國82年4月1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203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