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運動年代，許多人把中國社會落後的責任，全推在孔子和孟子身上，主張打倒孔家店。只要是對中國之文化史和思想史有點知識的人。便該知道「這是純情緒化的以偏概全之見解。塑造我國民族性的人生觀或人生態度的派別，從來就不只有孔孟一家，雖然各派之影響力在各不同時代有時大有時小。老莊的自然無為主義及墨荀的社會集權主義，可以說是與儒家同時出現的；不久後又加入了佛教的厭世解脫學說。道教及民間宗教的精神情態與老莊也不完全一樣。
在表面上，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是統治階級。但是在中國，只有皇帝一人世襲，其他文武百官則是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每個人因了個性及小時生活環境的不同，而對社會中流傳的各種人生觀有不同的偏好，並多少影響統治方式。
從心理的角度來看，墨荀的社會集權專制主義精神，才是社會僵化守舊的罪魁禍首。荀子說：「政令信者（堅定的國家），政令不信者弱；民齊（一致）者強，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議兵篇）。
李斯相秦時採用了這套絕對一元化的政策，焚書坑儒，禁人以古非今，偶語詩書即棄市，在市上當眾處死。秦朝離我們已經年代久遠，不易知道當時社會的全部真相。但在上個世紀，共產黨又重新試驗了一次絕對專制的政治，使中國社會在原地空轉了半個多世紀。
絕對一致化和樣版化的社會運作方式，只是比較容易管制，但不可能滿足每個人的實際需要。但統治者為了容易統治，自然不喜歡改變，傾向因循苟且；而被統治者則傾向陽奉陰違。但是人類所有的發明和改善，都是因為人生來便有超越現狀的願望。
然而個體的言論和行動之自由，對改善人類之生存條件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個體能夠有遠大的構想，但是為能實現這類理想，則得有他人通力合作。回看西方基督徒社會的發展史可以知道，不受政府直接干預的「次級團體」，是促進社會進步極重要的一環。這種團體，一方面比政治當局更接近民眾，知道民眾需要什麼；在另一方面，團體又比單獨的個體行動力強大。
基督徒從一開始，便繼承了猶太人的傳統，每週聚在一起，共同研討經典，使其宗教信仰，能夠落實到日常生活的態度，此外在西羅馬帝國，教會的勢力逐漸增強，最後達到了能夠與政治當局分庭抗禮的程度，使政治當局不能絕對為所欲為。然後在教會直接或間接的支持下，陸續出現了許多次級團體，推展各種社會福利工作，如醫院，孤兒院，及現代模式的學校等。
對近代之思想及科技發展而言，中世紀的大學之創立是主要原因，使大眾能集思廣益，共同自由討論，並培養社會的高級管理人員。其運作方式有似現代之公會，同時又是國際組織，老師和學生都是來自各不同的國家，政府和教會都不能直接干預。
為推動各種藝術創作，如建築，雕刻，繪畫和音樂等，除了教會的各級團體外，政治界的封建制度也是重要的一環。這些單位不只有能力供養各種藝術大師，各單位間還有點比賽的意味。在我國因了朝代不斷地更替，沒有真正的「世家」。在現代社會，上述之社會福利及藝術活動，逐漸改為由政府和財團支持。
在近兩世紀，美國的創新能力最為強大。這是因為一方面他們繼承了歐洲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在另一方面，在美國又沒有任何一個族群或宗教派別能夠獨大，有壓制式的勢力：他們是來自歐洲不同的國家，屬於不同的宗教派別，不得不設法彼此尊重，又能各顯其能，「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這是個真正的多元化社會，並活出了他們的立國精神：「繼往開來」。美金紙幣金字塔圖案上下方之拉丁文，意思是：「萬世新秩序，認可已經開始者」。美國人不是不要傳統；各派基督徒，每星期天仍在研讀聖經，即古猶太人的傳統文化。沒有根，不可能有成長。
孔孟是守舊派嗎？為正確回答這個問題，該分為三個問題層面進行分析：第一是他們面對人生問題的個人心理狀態；第二是他們對社會之法律制度的立場；第三是他們對當權者及其政治運作方式有何期待。
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下愚沒有改變自己的能力，如石塊。上智什麼都早知道，不會臨時改變行動方式。但是人類既不是全知者，也不是毫無知覺者，非不停地隨機改變行動方式不可。與其他動物相比，人類的特色正在於有自我超越和超越現況的願望和能力。
孔子的好學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形容自己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他一生隨時隨地都在學習和思考。在十五歲「志於學」之前，他先學了許多技能，故別人覺得他好似什麼事都懂：「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他自己解釋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他說；「君子不器」，不把自己限制在某固定範圍（為政）。他又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曾子說；「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被冒）而不校（計較）；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這話也正好可用於孔子。按莊子所記，孔子曾向捕蟬者請教，也向善泳者請教（達生）。孔子向漁父請教時，極其謙恭，學生見了不很服氣。心直口快的子路說：「由得為役（服事孔子）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畏？）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挐逆立，而夫子曲要（腰）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
孔子承認在各單項能力方面他不如學生。他說：「回之仁賢於丘也……賜（子貢）之辨賢於丘也……由（子路）之勇賢於丘也……師（子張）之莊賢於丘也（列子，仲尼）。論語裡孔子與子貢評論顏回的話，該解讀為孔子承認自己及子貢的才華都不如顏回。子貢說：「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說：「弗如也，吾與女（汝）弗如也」（公冶長）。孔子說：「後生可畏」。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孔子接受學生的糾正：在武城聽到有弦歌之聲便笑著說：「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提醒他說：「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說：「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孔子說顏回對孔子之求知願望毫無幫助，因為孔子無論說什麼，他都完全接受，不提疑問，不能逼孔子把相關問題再深思一次，「非助我者也」（先進）。
求知是為修正自己的見解和行為方式，「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於是莊子提出了這個問題：「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之非也」（寓言）。在另一處，孔子回答了這個問題。顏回向孔子說出他的類似疑惑：他跟孔子學習，亦步亦趨，但始終跟不上腳步。這感覺與他在論語中說的一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罕）。孔子先根據宇宙現象，說明人生不得不隨時變化，忘下過去的；但是，「女（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田子方）
孔子說的不忘者，首先是心：「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其次是「事理」。現象界變化無常，要想追求這類知識則永無止境，所謂「吾生也有涯，而知之無涯」（養生主）。但是在現象背後的事理則永遠不變：「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以此確定方向）」（田子方）。捕蟬要心神專注，善泳要順水之性：這都是可在不同情況運用的普遍性事理。由以上所說的可知，在個人之生活態度層面，孔子絕對不是守舊的。
第二層問題是孔孟面對法律制度的態度。首先要知道，一套社會互動規範，為能對社會成員有約束力，該有社會當局之頒訂。一個私人可以編寫一套法典； 但是社會當局若不正式公布採用，這套法典與私人之其他論者的功能是一樣的，只有參考價值，沒有法律性的約束功能。
私人編寫的法典及有關行為規範之論述，其中合情合理的部分，外人也該接受。但那只是道德責任，而非法律責任，即不能用為人際交往時彼此該共同奉守的準則。某個國家的法律，對這個國家以外的人也只有參考價值。舊約聖經裡的那些法律條文，對後世之基督徒也不再有法律功能。
在孔孟時代，周朝天子雖然已無政治實力以維持社會及國際秩序，但也尚未出現另一套大家共同認定接受的規範；所以在原則上，大家仍該奉守固有之規範，否則社會將大亂。這是孔子說「吾從周」的理由之一，也是不得不採取的立場。難道只有鼓吹武力革命才是開明嗎？
孔子說「吾從周」，並不等於是「以古非今」，首先因為在那個時代周禮就是「今」。孔子從周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周禮吸收整合了古代之禮法的精華：「周監（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他又說：「殷因（襲）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但他並不認為周禮已盡善盡美，不能再加修改，故接著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之後者）可知也」（為政）。因了萬變不離其宗的原理，百世之後的禮法，仍會含有周禮中的精華。
論到古代之法律制度繼往開來的傳承關係，孟子說：「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盡心下）。他又說：「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怎麼）知其非有也？」（盡心上）。
「性者」或「性之」，是指按天性之直覺。「反之」或「身之」，是指在堯舜草創之基礎上，加以模仿和引伸。「假之」是指「假借」，沒有經過正式的修改程序。但是用久之後，大家習以為常，也就沒有頒布問題了。
孔子有一句話，似乎也該從這個角度理解：「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這話該理解為假設句，因為當時各小國不是沒有君主；不是無政府狀態，只是天子沒有能力維持國際秩序而已。
人際互動之規範的功能是大或小，是好或壞，主要並不在於社會當局之頒訂及警察之監視，而是靠大眾慢慢養成的慣性反應。而且如果當局的政令變化太多或太快，反而使大眾來不及調適，手足失措。故莊子說：「遷令（改變政令）勸成（勉強推行），殆事」（人間世）。
秦朝很快滅亡，是因為社會之互動方式改變太大。滿清能夠統治中原數百年，是因為採用「以漢治漢」策略，尊重漢人固有之社會互動模式，沒有把滿人那套社會規範硬在中原實施，希臘霸權只維持了兩百餘年，因為希臘人不尊重各戰敗國的固有文化，妄想使之全面希臘化，包括宗教信仰。羅馬帝國能維持一千多年，則是因為不直接干預各戰敗國之內政，而是透過各地區之傀儡國王掌控大局。
人際互動該有個大家共同認定的具體章法或模式，不能只靠當事人臨時的協定，否則會浪費許多時間和精力，縱然當事人都有善意或仁心。若沒有行車靠左或靠右讓路，你也不易決定自己該向左或向右讓路。故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畏怯），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急躁）」（泰伯）。
社會公認之互動常規的功能是節約。孔子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雍也）。顏回說：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文是指古人所有的生活體驗和行動方式；「約」則與「博」相反，指簡化。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
社會規範不可能限定人生的每個細節。而且如果法規非常瑣碎，也能使人不易看清輕重緩急。法官審案時，不是也常因了引用的法律條文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決嗎？莊子說：「文滅質（天性），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繕性）。論到「禮之本」，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八佾）。
社會的外表規範無論是多或少，以及是否合理，其實施之效果如果仍然在人。荀子說：「法不能獨立，類（原理原則）不能自行」(君道篇)。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為使法規之運用得當，無論執法者或被管制者，不能只死記法規條文，還該理解各項法規之真正精神，而這須透過「學道」。故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這不是君子學道後才願意愛人，而是才能愛人有方。某條法規是否該修改，也得透過理解。莊子說：「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天運）。
孔子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這類話針對的，主要是政權之繼位人：他們不可以太急於改變先王之施政方式，否則大家來不及調適。曾子轉述孔子的話說：「孟莊子之孝也，其他（方面別人也）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
最後一個問題：孔孟對社會當時掌權者有何期待呢？為簡化起見，我們把問題限定於「國際秩序」。這裡該分為兩個層面：第一，該怎樣設計國際秩序之運作模式？第二，該由誰維持和推行？關於最後這個問題，孔孟的立場非常清楚：他們未曾幻想把周朝天子再扶植起來；誰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孔孟多次論到：政治實力和威望，要靠長時間的累積。「如有（聖）王者，必世（三十年）而後仁」（子路）。
孔子不絕對排斥以非法手段取得權位的人。公山弗擾奪到費邑政權後，邀見孔子，他想前往，但子路反對，他解釋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無誠意嗎）？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對奪權的佛肸，孔子的立場也是一樣（陽貨）。
孔子稱許管仲維持國際安定之貢獻：「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小看）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成了野蠻人）」（憲問）。
那些怪孔孟沒有推出一套全新國際和社會運作方式的人，實際極幼稚無知。人類歷史上尚未出現毫無弊端並能持久的群體互動模式。政治是很現實的問題。不顧現實條件的幻想，只能禍國殃民。而現實條件中最關鍵性的一項是個體之道德水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
（作者：劉俊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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