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殺害先知者常是有權勢者，因為他批評的通常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普遍性的不合理現象，感到威脅的是一個集團或族群。耶穌是猶太宗教當局害死的，動機或藉口是政治性的。猶太宗教當局認為耶穌威脅猶太與羅馬帝國的現實政治關係。在商議謀害耶穌時，最高宗教領袖大司祭蓋法向議會提出的理由是：「你們什麼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滅亡，這為你們多麼有利」（若十一49）。 

這是天大的誤會。在當時各派思想中，耶穌的立場是最沒有政治企圖的。但是在什麼人際衝突中沒有誤會呢？在事實之認定方面能有誤會，在價值判斷方面誤會的可能性更多。眼前的利與遠程的利，這群人的利與那群人的利，物質上的利與精神上的利等，並非不能相容，然而卻是個體心理矛盾的根源，也是社會衝突的根源。一面倒便造成悲劇。

耶穌說：「天國好像一個人，在自己田裡撒了好種子。但在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來，在麥子中間撒上莠子，就走了。苗長起來，抽出穗的時候，莠子也顯出來了。家主的僕人就前來對他說：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裡撒了好種子嗎？那麼從那裡來了莠子？家主對他們說：這是仇人做的。僕人對他說，那麼，你願我們去把莠子收集起來嗎？他卻說：不，免得你們收集莠子，連麥子也拔了出來。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好了；在收割時，我要對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成捆，好燃燒，把麥子卻收入我的倉裡」（瑪十三 24等）。 

這比喻中的主人指上帝，僕人是代天行道者。這裡要直接教訓的是宗教當局；但世俗政權也該尊重這項原則，因為世俗政權也是代天行道者：「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你們也該完糧，因為他們（政府長官）是天主的差役」（羅十三）。 

不可急於剷除壞人，因為人的知識有限，你的判斷能有錯誤。近代反死刑者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確實有因誤判而冤死的實例。當權者對所謂壞人是否該寧縱勿枉，是價值判斷問題；法律是否該採納死刑，也是價值判斷的問題，考量的是對社會怎樣比較有利。 

新約的特色之一，是把宗教與政治的任務分開，不可直接彼此干預。政治的任務是維持表面的苟且社會秩序；教會的任務是協助個體培養和諧人格。政治當局拿社會秩序和紀律當行動之最高指導原則，是順理成章的；如果因此而有為強勢族群保鏢的現象，是可理解的，雖然那不是長治久安之道。然而如果教會把秩序和紀律看為該優先保護的價值，乃是背叛自己的使命，出賣自己的立場。 

某位思想相當開明的神父，論到另一位已不再從事宗教工作，私生子已經到了入學年齡的神父時說：教會當局如果早點積極出面處理，那位心地不壞的神父原是可以挽救的。這位開明神父想的處理方式，是由教會給母子一筆安家費，把神父調到他處。 

這位開明神父覺得上述處理方式較好，因為他也是把教會整體之需要看為優先價值。至於保守派的主教神父，公務員意識形態就更嚴重了。大體的利益及需要固然不可忽視；但是忽視小體或個體的正當需要，不可能有健壯的大體。新約相信，在最後的理想社會，這兩類需要將得到絕對合理的調配。基督徒該拿這個理想目標，當人生的最高指導原理，不可盲目地迷信犧牲。 

肢體有病時，只在否則無法保全整體生命時，才可把肢體割除。在社會生命的層面，幾乎沒有任何壞人足以使社會不能再繼續生存，特別是思想犯。伯多祿（彼得）等某次被猶太宗教當局逮捕，議會討論該如何處置他們時，一位法學大師說：「你們對這些人，應小心處理！因為在不久以前，特烏達起來，說自己是個大人物，附和他的人約有四百；他被殺了，跟從他的人也都散了，歸於烏有……對現今的事我奉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由他們去罷！因為若這計劃或工作是由人來的，必要消散；但若是由天主來的，你們不但不能消滅他們，恐怕你們反而成了與天主作對的人」（宗五34）。 

基督徒該痛恨謀害耶穌的大司祭蓋法，敬佩這位法學大師。但要知道，他能高瞻遠矚，因為他是學者，而不是短視的政客。可惜自教會在羅馬帝國成了合法組織後，便開始被迷信紀律的人操縱。宗教會議而由皇帝下令召開，本身已不合理；他若不強迫通過什麼決議，教會何必使每次會議，成為與弱勢派別絕交宣戰的里程碑呢？最近這次梵蒂岡會議，沒有正面排斥任何主張，並推動與其他宗教交談，是教會走向開明的第一步。（註：此文於民國82年2月21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95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