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身制度之聖經根據（二）最低限度 @ 反抗者

要知獨身制度的是非得失，該從兩方面去看，一是理論問題，一是實用問題。

所謂理論問題，即是看獨身在聖經中到底有什麼地位。我們先談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現在教會之獨身階級專政的局面，究竟是聖保祿思想之平衡發育的結果，或該說是一種畸形的膨脹現象？如果是後者，有何理由容它存在？我們知道聖保祿給的關於主教及六品之人選的指示：「只做過一個妻子的丈夫」（弟前，三章；鐸，一章）。在現在的制度下，這指示是否成了一頁廢文？

固然聖保祿在致格林多人前書中曾表示：「我本來願意眾人都如同我一樣」，守獨身。我們可以先假設獨身生活確實代表著福音的最高人格，因而是獻身傳揚福音者理當追求的理想，為能以身作則。甚而我們可以承認教會有權利把「福音之傳揚者」的名義及權利只加給獨身的人。然而在立法時，是否也該顧全到他說的：「我說這話是為你們自己的益處，並不是要設下圈套害你們」（七章）？請問，為了應付教會的需要，是否在宣傳上教會犯了誇大的錯誤，利用青年人的英雄氣或其他不正當的動機，使許多不適於獨身生活的人盲目地上了圈套？按現行法最後的抉擇年齡二十四歲，在理論上也許已有衡量舉足輕重之能力。然而看現行之閉門教育方式，其生活環境與將來要應付的有天壤之別；我們可以斷言，沒有一個神父真知道他所接受的擔子實際有多重。

實際上我們知道有許多失敗的獨身者。已經離開崗位而組織了家庭的不必說了；那些勉強留在崗位但時常失足的；甚至暗地與女人姘居的；以及那些能遵守法律條文，但精神失常；性情乖僻的，我認為都是失敗者，因為實際上他們的人格都不能稱為高尚，不足為教友的模範。「除非你們的義德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德，你們絕進不了天國」（瑪．五．二十）。本來跟別人站在一個水平線上而出人頭地的，才是真偉大。放下大家都該做的不做，而求標奇立異，是否真偉大，已成問題；而上述之失敗者的人格顯然比那平實的正常人還要不如。教會現行法對這些人的處理得當嗎？無論從教會的榮譽觀點也好；或出於對這些人的慈悲也好，是否該儘量給他們方便，使他們的生活能正常化？聖保祿認為「與其受慾火中燒，倒不如結婚為妙」（同上）。現行法合於這種精神嗎？

不要說聖保祿的話只適用於未受法律約束的人。不合情理的法律根本就沒有遵守的必要。「不可越過所記載的」（四章．六）。教會官方，與私人一樣，都要尊重聖經的一切指示，不能因為高興了某句話就算數；不高興的，就看它如不存在。同樣，也不能說法律就是法律，為了大家的利益，免不了要有幾個犧牲品。

如果法律存在的目的，就在為了多數而犧牲少數，則我們知道這個集體自私精神所產生的怪物，已因耶穌的死而判了死刑。「你們什麼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個人去替百姓死，免得全民族滅亡，這為你們多麼有利」！（若．十一，四九）耶穌就是這樣死的；誰用同樣的論調逼人走絕路，等於同意耶穌的死。誰都承認萬里長城是件偉大的工程，為保衛國家也有過貢獻，站在人性尊嚴的觀點，我們不能說那是中華民族的光榮。

不合情理的法律，沒有遵守的必要。同樣，以誓愿加給自己的約束，如果發現守此誓愿實際上使自己的人格墮落時，也便失去了約束的力量。聖經上說的清楚：「你們又一向聽過對古人說：『不可發虛誓，要向上主償還你的誓愿』！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總不可發虛誓……你們的話該是：是就說是，非就是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瑪．五，三十三）。耶穌所以禁止誓願的理由有兩個：第一，我們對一事所負之責任輕重，全在事情自身之是非善惡，該做的，不發誓願也得做。慣用誓願的人容易形成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不經誓願約束的，責任就輕一些。因而這種人的道德實踐力的分配，不是以事理本身之是非輕重為標準，而是以一外來因素來決定；他們的實踐原動力雖不降低，但其實踐效果一定要打折扣，因為一部分精力用在實際不重要或無聊的事上。有時還用在壞事上。不只事情本身壞是壞事，因了誓願的束縛使我道德元氣受傷而引起墮落現象時也是壞事。第二個理由是對天主的尊敬，雖不是虛誓，隨便請天主為我作證也是不敬。那麼，誓願唯一的價值，是其社會信用意義。對一個不直接認識我的人，也沒有第三者做我的人格擔保，便只有拿我的宗教人格當保證才能使他相信我是認真的。社會當局誰也不認識，所以在嚴重事上，可以要求當事人發誓。發誓不發誓，我的道德責任都是一樣：誠實。以後若我發現我的諾言不合理或變成了不合理的，我該有勇氣說「不」！這時我的責任只在賠償社會或對方因我那個錯誤行為而受到的損失。孟子的主張與耶穌完全一樣：「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下）。

發願之錯亂價值觀的作用比發誓還要大。發誓時天主只是證人，我所許之事是有利於對方的事，所以一定有現實價值，我的注意力還在地上。發願時我的注意力是在天主；事情自身有無價值，全憑我的主觀。同時發願很容易變成向天主討價還價的買賣行為，對天主而言說不能算是尊敬。

根據上述之觀點，我認為那些已經離開崗位而組織了家庭的，比那些實際不守清規，卻仍苟且留在崗位上的人格為高，雖然以教會之利益觀點，兩個都是教會的不幸。但教會也要負責任，因為它的要求超出了常人的力量。

孟子曾問梁惠王說：「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他答說：「無以異也」。又問：「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答說：「無以異也」（梁惠王上）。任何組織的負責人，都有使職務意識將自己的人性意識淹沒的危險。責任心愈重的危險愈大；一心只想達到某項任務，便無暇照顧到屬下的死活。目的愈高尚，他愈理直氣壯；手段用得絕，他才感覺自己熱心程度高。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犯了苛酷的錯誤，還有悔改的可能性；有公共利益及天主榮耀的名義做後台，很難發現自不當。聖保祿的歸化是個奇蹟，耶穌知道會有這樣的心理狀態的人：「凡殺害你們的，還自以為是向天主奉獻敬禮。他們這樣作，是因為不認識父，也不認識我」（若，十六，二）。因了一些人之不正當的熱心，有時真使人懷疑教會究竟是慈母或後娘。

「凡你們願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應照樣給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瑪，七，十二）。有時生而是個弱者，實在是天主的一個恩惠。耶穌不是曾向當時那群德容道貎的經師、法利塞人、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說過嗎：「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在你們以先進了天國」（瑪，二十一，三十一）。又說：「這些今世之子，對待自己的同道比光明之子更為精明。我告訴你們：要用不義的錢財交結朋友，為在你們匱乏的時候，叫他們收留你們到永遠的帳幕裡」（路，十六，八）。這是同病相憐的道理。只需要一點坦誠，敢承認自己也是個人，就會使彼此責難的局面，變成同舟共濟的氣象。萬一你是天之驕子，生來的仙風道骨，還不是說天主就杜絕了你瞭解凡人的門路。你總有幾幾個比較要好的人吧？若留意一點，你會聽到他們在生活的枷鎖下發出的呻吟。

我認識一位神父，在他已過不惑之年後，他的一位老同學自殺了。而他在不惑之年也起了疑惑：「這事改了我過去對神父的看法」。另一位同學在這事件後寫信說：「希望他的死是個教訓，這樣他好像沒有白死」。但願如此！

但願如此，其實是個不能兌現的空願望。那位神父死後，有人主張不准埋在教會公墓，乃是意料中事：法律就是法律。最可悲的是這個教訓只能存在幾個知道內幕，同時又與死者有點友誼關係的人的心裡。為了天主及教會的榮譽，誰也不主張把事情公開，當作修正法律的參考。就這樣，誰也不知道每年有多少神父死於開快車；有多少入瘋人院；有多少酗酒成癮；有多少與女人私通；有多少已組了非法家庭。所以教會官方有時才有這樣樂觀的肯定：「留下的總佔大多數」。

這也許是事實，但下邊這樣的肯定，就使人置疑了：「天主教神父們的犯罪事件，遠比結婚的東正教及基督教神職人員的少，比結婚的世俗人更少」（Enciclopedia del sacerdozio, p ,146）。以什麼為標準？東正教及基督教神職人員與女人非法姘居的比天主教神父多嗎？至於與世俗人比較，根本就是個恥辱，忘了神父都經過選揀又受過平均十年之特別訓練的人。大家都掩飾事實，只講理想，不講真理；結果是前車已覆而後車不鑑。只等每人親手鑄下大錯，才有覺悟的希望；有的仍會脫缷責任：不是我的罪，我在天主及教會前盡了職務。

有一位傳信大學校友，畢業回國後，便搞教友傳教組織，成了全國指導司鐸，並寫了一本關於教友傳教的書。此書尚無中文翻譯，但聽說寫得很好。不幸他與祕書小姐做了錯事，便離開了崗位。但事業不順心外，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就在這樣情況下，他的非法太太失蹤了，據說是熱心人士把她藏了起來。當然是先經過說服：與神父同居是漫天大罪，下十八層地獄。結局：那位神父在失望之餘，進了瘋人院。藏起那女人來，是功德？是罪惡？法律真那般重要嗎？

「既然你們與基督已同死於世俗的原理，為什麼還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樣受人指點：不可拿、不可嚐、不可摸，拘泥於人的規定和教訓呢？……這些教規既基於任隨私意的敬禮、謙卑、和苦身克己，徒有智慧之名，但沒有什麼價值，僅足以滿足肉慾」（哥、二、二十）。滿足虐待狂及自虐狂；以難能為可貴而窃取虛榮。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獨身至多不過是人為法，而婚姻是自然法。下邊這段聖經是專對無理苛求，虐待屬下之教長寫的：「究竟誰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僕，為按時配給食糧？……如果那個僕人……拷打僕婢，也吃也喝也醉酒，在他不期待的日子，不知覺的時刻，那僕人的主人要來，必要將他腰斬，使他與不信者遭受同樣的命運。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準備，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人，必然要多受拷打。那不知道而做了應受拷打之事的，要少受拷打」（路十二～四十一；瑪廿四～四十五）。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