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加記述了耶穌在猶大省說的一個比喻：耶穌因為已臨近耶路撒冷，而且他們（大眾）都以為天主的國快要出現，遂設了一個比喻說：「有一個貴人起身到遠方（羅馬）去，為取得了王位再回來……他本國的人，一向懷恨他，在他後面派代表去說：我們不願意這人為王統治我們。他得了王位 歸來以後……（便對僕人說：）『那些敵對我，不願意我作今作他們君王的人，你們把他們押到這裡，在我面前殺掉』……」（路十九１１）。
上引故事省略的關於僕人的部分，與瑪竇之「塔冷通比喻」的情節可說一模一樣（瑪二十五１４等）。該假定許多話題耶穌不只講過一次，而每次因了場合及聽眾不同，內容和重心能有不同。瑪竇對政治話題忌諱很深，採用了耶穌在其他場合講的類似之比喻。
路加之故事裡國王與政敵之情節，就是當年阿爾赫勞去羅馬請求批准父王大黑落德之遺囑的過程。猶大省的請願團要求由羅馬直接統治。在性格方面，阿爾赫勞與大黑落德最為相似，同樣好大喜功，到處大興土木，對政敵也同樣冷酷無情（瑪二２２）。公元六年猶大及撒瑪黎雅貴族再去羅馬請願，他被放逐到高盧，於公元十八年去世。
耶穌在猶大省提起這件陳年往事的用意不清，可能是為提醒耶路撒冷的權貴思考，當初他們要求受羅馬人直接統治，現在是否該支持主張完全獨立的厄色尼人？從他們處理耶穌問題的方式中可以看出，他們像所有只顧身邊眼前利益的政客一樣，立場是自相矛盾的；而無知大眾則盲目地去當啦啦隊，可能連一包點心的酬勞都沒有拿到：他們一方面以忠於凱撒的名義要求比拉多剷除耶穌，又要求他釋放為使猶太人獨立而採取恐怖手段的政治犯巴拉巴（谷十五６等）。七十年代之革命的結果，是耶路撒冷被夷為平地。其中的居民值得同情嗎？
耶穌不可能是在決定公開傳道時才收集有關政局演變的資訊。而一個加里肋亞省的平民，原來就關心猶大省二十多年前的政治事件也不很自然。如果假定耶穌確實是一出生就被政治當局追殺的達味之末代王孫，問題就容易理解了。
根據福音裡的點點滴滴，可以知道耶穌的母親不是個膽小怕事的女人；她曾東奔西走，不是像以前中國農村的婦女那樣，一生的活動空間只不過是方圓十公里的範圍。然而身為母親，她該是希望兒子不被捲入政治糾紛，對政治鬥爭她該是感到深惡痛絕。她教給耶穌保護自己的第一招是：不可以引起外人注意。
路加另一段敘述，透露了幾個重要訊息：「他的父母每年逾越節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十二歲時，他們又照節日的慣例上去。過完了節日，他們回去的時候，孩童耶穌卻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並未發覺。他們只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遂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後，就在親戚和相識的人中尋找他。既找不著，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過了三天，纔在聖殿裡找到了他。他正坐在經師中，聆聽他們，也詢問他們。凡聽見他的人，對他的智慧和對答，都驚奇不止……」（路二４１等）。
這裡透露的第一個訊息，是關於孔子說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的問題。在十二歲時，耶穌已經開始關心日常生活以外的問題。志於學的年齡早晚與個人才智高低沒有很大關係，主要是看機緣，是什麼事件或情勢使人開始關心某類問題，耶穌十歲左右看到猶達在加里肋亞製造的戰禍，是個不小的衝擊。
猶太歷史家約瑟夫說他在十四歲時，大人就常向他請教各種問題。法國約翰納是在十三歲時，意識被救國心願盤據，十七歲採取具體行動，兩年間便奠立了法國最後勝利的基礎。她的才智好似不會輸給耶穌。但是她須想通的問題範圍較小，只限於軍事運作，及法國貴族親英及親法兩派的心理。耶穌也不是在三十歲才採取行動，只不過在洗者若翰出現後，他感到政局急迫，才離開暗處，更加積極地以其反戰爭反種族仇恨的理想，與鼓吹以武力救國的厄色尼人對抗。他的角色也比較艱苦，他的敵人很容 易把他醜化為不愛國和不愛教的人。
路加之記述透露的第二個訊息，是耶穌自小養成的自衛習性。逾越節慶祝八天，外地人夜裡住在城外的臨時營地，白天到城內參加各種宗教活動。耶穌的父母和鄉親都沒有發覺，他對京城大師的講學極感興趣。在這八天，他大概也曾去聽講，但只是靜聽別人發表言論，沒有也問也答，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節日過後，鄉親都起程回家，京城已經沒有認識他的人，他才敢有故事中說的表現。在八天的節日中，他可能不只在一處聽講。據傳說，那時在耶路撒冷有四百多處經堂或會堂，可能有些誇張。
在納匝肋也有一座會堂（谷六２）。在安息日，這是大人在職進修的地方，一起研讀舊約聖經。先朗讀一段按進度排好的聖經章節，然後大家自由發表意見和感想。如有客人在場，通常會請他發言，為知道外地的各種消息。耶穌和他的徒弟傳道時，也多是利用這種場合。早期基督徒的集會方式與此相似，而不是現在那樣的單向訓導。在其他六天，會堂便是小孩的學校，課本也是舊約聖經。
但是在家鄉，耶穌一直保持「大智若愚」的姿態，所以他回鄉傳道時大家才感到奇怪：「他這一切是從那裡得來的呢？」（谷六２）。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常利用經商或朝聖等藉口，去外地的會堂聽講。年齡越大，他去的地方越遠，失蹤的次數和日數也越多。在鄉親的心目中，他連虔誠的猶太教徒都不是，安息日很少在家鄉的會堂露面。
耶穌暗中去過的地方很多，一方面是為知道不同的主張和消息，也是為避免在同一個地方出現次數太多而引起他人的注意。他公開傳道時，曾帶徒弟去腓尼基人 的地區（谷七２４），及阿剌伯地區（谷五１）。如果他不熟悉這些地區的環境，他和徒弟的吃和住就是難題。
耶穌對海外猶太僑民的處境似乎也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按若望的記述，他是在僑民請求見他時，他正式決定以身殉道，好似他終於想到僑居地是他理想能夠發揚光大的地方（若十二２３等）。此外我們將看到，耶穌採用了只有在僑民中傳閱而本土猶太人不承認是聖經的希臘文作品中的思想。如果假定他曾去海外旅行，讀過這些作品，問題就清楚易懂了。至於小時父母帶他去埃及避難，停留時間似乎不長（瑪二１９）。
耶穌早期在安息日去外地會堂，該是只靜聽別人發表意見，除非確實沒有相識的人在場。這時他講話時也是非常含蓄婉轉，不會放言高論。但在其他場合，如旅途和客棧。如果遇上投機的人，他會多講一些他的主張。
耶穌派徒弟實習傳道時給的指示，可能就是他祕密傳道時常用的方法：「不論進了那一家，先說：願這一家和平（不是「平安」）！那裡如有和平之子（愛好和平的人），你們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並給他們說：天主的國已經臨近你們了……」（路十５及９）。
耶穌祕密傳道時，無論是在路上或在投宿的地方，與他人交談時，都設法把話題轉到和平問題上去，並使對方理解，合於天主意願的理想社會，就是和平的社會。他可以有意無意地講些他小時看到或他人傳述的戰禍，試探對方的立場。如果對方是死硬的主戰派，他便不再浪費唇舌。人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你們不要把聖物（不是指宗教器皿）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珠寶投在豬前，怕牠們用腳踐踏了珠寶，而又轉過來咬傷你們」（瑪七６）。
路加之敘述透露的第三個訊息，是耶穌之人生哲學架構的軸心理念，這時已在他的意識中浮現，雖然理念與理念之間的詳細結構，這時可能尚未完全明確成熟。這個核心理念便是：每個人原來就是天父的子女。這就是他反戰爭反種族和階級仇恨，以及他要求信徒愛仇人和壞人最自然又最理直氣壯的理由：「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好）子女，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瑪五４４）。
「他的母親就向他說：『孩子，為什麼你這樣對待我們？看！你的父親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找我？你們不知道我必須（該是）在我父親這裡嗎？』但是，他們不明白他對他們所說的話……」（路二４８）。
耶穌的父母不懂他說的話，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猶太社會中無人把聖殿說成「我的或我們的父親的家」，雖然大家都承認聖殿是天主的住所。第二，耶穌在家時，不說他心理想的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情。下面只分析第一層問題。
在古猶太人的心目中，天主的主要角色是什麼呢？現在大家仍把聖經稱為盟約，分舊約與新約。這是個政治思路的字眼，原指一個國王與另一國王訂立的盟約。舊約裡成書最早的歷史書，關切重心是政治，是種族的獨立和自由；對敵對的外族來說，天主是萬軍的統率：「萬軍的上主，以色列軍旅的天主……」（撒上十七４５）。成書較晚的先知書，關切重心仍然是全民族的集體命運，天主的角色仍然是國王，是法官，是軍隊的統率……（耶七２１）。
在上述之文化氣氛中，很難孕育出天主與人類間「個體化」的父子情感。雖然在那些早期作品中，人對天主不是毫無父子關係之意識的影子，但是集體意識沖淡了彼此間的親切程度。「他不是生育你，創造你，使你生存的大父嗎？」（申三十二６）。不過也得承認，集體的父親與個體化的父親只有一線之隔。在佛教的理念系統中，關切重心是毫無感情色彩的「法」，幾乎不想在現象背後並推動現象變化的那種東西；如果想到，也是沒有眉目的「真如」。但人與法與真如，不可能有父子感情。
按心理學來說，縱然每派基督徒都「父啊！父啊」地叫個不停，如果他的宗教意識政治色彩太重，仍會加重派別與派別及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對立，是在破壞耶穌要推展的世界大同理想。而信徒若主要把天主想成喜歡跟子女算流水帳的父親，想成法官，也破壞新約使人心軟化的作用，使覺得不合父親意願的子女不願朝父親的面，設法等在臨死前不得不去見父親時再把帳目一次結清；而乖寶寶型的信徒，則難免對他人有太死板的道德要求。
縱觀舊約之文化演變過程，可以看出，天主是每個人之父親的意識，是在猶太人失去獨立政權之後才漸漸明顯，也就是在猶太思想家不再從政治角度、而改從個體覺悟及個體責任的角度思考人生問題的時代。在根本沒有資格過問政治的僑民中間，這種意識最為明確。
「我們要陷害義人，因為他太令我們討厭……（他）聲言義人有幸福的結局，且自誇有天主為父……」（智二１６等；十四３）。智慧篇是只在僑民間傳讀的希臘文作品，本土猶太人及新教基督徒不承認是聖經。「上主，天父，我生命的主宰，不要讓我順從任性的口舌……」（德二十三１）。德訓篇原來也只以希臘譯本流傳，現已發現希伯來文古抄本殘簡。在此不分析，舊約之聖詠（詩篇）裡的相關訊息，因為各篇詩歌之寫成年代不易確定。
按聖經文化之演變過程，可以說耶穌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他以天主是每個人在天之父的理由，並以身為達味王朝之繼承人資格聲明：從今以後，社會權貴和權威，不再有道德價值和宗教意義；他放棄帶特權色彩的「天主子」地位。新約最後一篇作品默示錄（啟示錄）是展望歷史的，主張最後的理想社會，將是個不再有社會權貴和社會權威的社會：
「在城內我沒有看見聖殿，因為上主全能的天主和羔羊就是她的聖殿（參看若四２３：以心神和真理朝拜父，不拘地點）。那城也不需要太陽和月亮光照，因為有天主的光榮照耀她」（二十一２２等）。「他們不需要燈光，也不需要日光，因為上主天主要（直接）光照（引領）他們；他們必要為王，至於無窮之世」，每個人都是國王，不再受他人支配（二十二５）。
聖經以日月星辰象徵社會權貴和權威，最早是出現在當埃及首相之若瑟小時的一個夢，那是指他的父母和十一個兄弟（創三十七９）。達尼爾（但以理）先知書說的「把一些天象和星宿打落在地，加以蹂躪」，是指前一個失勢王朝之權貴的下場（八１０等）。耶穌在世末言論中說的「太陽就要昏暗，月亮也不發亮，星辰要從天上墜下」，也是指社會權貴（瑪二十四２９等）清朝末代皇帝淪為掃街夫還算幸運。可惜許多無知或居心不正的人，常曲解之為天文現象，用來嚇人騙錢。
廢除一切外在的權威和權貴，也是耶肋米亞先知的想望：「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肺腑裡，寫在他們的心頭上……那時，誰也不再教訓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說：『你們該認識上主』，因為不論大小，人人都必認識我」（耶三十一３３等；參見格前十五２４）。
在中國之文化演變過程中，有個類似的轉折。古代經書（詩經除外）是以政治關懷為思考重心，把皇帝設想為「天命」指派而代天行道的「天子」。孔孟把「天命」概念普遍化，主張每個人都有上天給的使命；而這使命與他得自上天給的行動能力，所謂性（即性能），互為表裡。你有這樣的能力，便有這樣的使命；反之亦然。
孟子說：「仁之於父子（關係）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該是『天道之於聖人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 ）。
此處「謂」字當按現在說「無所謂」時之意義理解，指「只在意」。父親與兒子彼此當以仁相待，聖人當向社會傳達天道，這都是上天給人的使命；但是君子不只想那是使命，好似無可奈何似的，因為也有上天給每個人的相對之能力，「有性焉」。所以該為使命投入多少，該怎樣投入，當事者仍有自由決定之餘地。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沒有使命感，不可能成為正人君子。但是孔孟思想塑造出來的中國民族性，使命感似乎不如基督徒強烈。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孔孟之「天命」比「天主的子女」抽象，不易觸動感情並產生行動力量。但是莊子記述之孔子的一段話，則與聖經「天主子女」之主張完全一致：「內（心）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皇帝）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莊子，人間世）。第二，孟子雖然也分「天爵」與「人爵」，後者指官職，並且他「說大人（有官職者）則藐之」，但他的天爵觀念並未形成與政治組織有同等地位的宗教組織，未成為培育大眾之道德精神的普遍常設機構，所謂「教會」。
在評估孔孟思想塑造我國民族性之功能時，當然該把佛教對國人之影響盤算在內。但是不可忘記，耶穌的徒弟在希臘羅馬社會傳教時，也須面對柏拉圖等人之厭世的輪迴解脫學說之勢力，而那是當時羅馬社會上的主流哲學，所以在逐漸形成的傳統基督教義中，才會有極濃厚的厭世色彩。
（作者：劉俊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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