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耶穌降世的使命。是為給真理作證（若十八37）。所謂真理，就是善惡之正確標準。世上原來不是沒有真理，至少舊約裡含有真理。耶穌是來告訴人上帝之終極是非善惡標準：「福音啟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義」（羅一17）。罪惡觀念也是這個問題的層面之一。

針對世俗的價值觀，耶穌提出的修正重要的有兩點。第一，基於群體利益之關切而產生的外在規範或禮法不絕對合理，不代表上帝的終極善惡標準。第二，行為是善是惡。只看對他人有益或有害；而且人對他人的義務比對上帝的義務重要：「我喜歡仁愛勝於祭獻」（瑪，十二7）。

標準既然改了，故耶穌在離世前對徒弟們說：「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若二十23）。赦免或「放鬆」罪過包括兩層權力。一是認定或裁判問題，即某事是否為罪，以及你的行為是否構成了犯罪事實。運用這層能力，不必是正式的教會代表。保祿說：「你們中間有人與另一人有了爭訟，怎麼竟敢在不義的面前起訴，而不在聖者面前呢？……難道你們中間竟沒有一個有智慧的人，能在自己弟兄中間分辨是非？」（格前六）。

第二層是意志問題，即認定罪過成立後，決定是否追究責任，索取理賠或加以處罰等問題。這權力是握在受害人手裡，無論是自然人或是法人。關於私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教會沒有赦免的權力，最多只有裁判權。

耶穌說：在你對某人有所不滿時，先該私下與他談判。若他不認錯，就請一個第三者當裁判。若他不服，另外再多請一人或兩人當裁判。若他仍然不肯認錯，「你要告訴教會；如果他連教會也不聽從，你就將他看作外教人或稅吏（與他斷絕往來）。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不寬赦）；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

既然私人恩怨之寬赦權力是握在受害人手裡，故接著耶穌就講合作之可貴，並用一個比喻強調寬恕之重要：「如果你們不各自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瑪十八15等）。

教會是個團體，某些罪行對團體造成傷害，教會當然有權主動加以制裁，或在某些條件下給予寬赦。保祿曾要求格林多教會把一亂倫信徒開除教籍（格前五1等）。後來這人有了悔意，保祿說「這樣的人，受了你們大多數人的譴責，已足夠了；你們寬恕勸慰他，反倒更好」（格後二6等）。

在教難期間，教會走向嚴格立場，信徒一生只能得一次寬赦。教會在羅馬帝國成了合法的組織後，有一派主張根本不給罪犯得寬赦的可能性。羅馬教會雖然逐漸放寬得赦之條件，仍有許多人拖延到老年或將死之前，才請求受洗或請求寬赦罪過，使教會之教化功能不易發揮。著名的盎博羅削，是在被大家推選當米蘭的主教時才受洗；奧斯定受洗時也是三十多歲。

在愛爾蘭和英國地區，從第七世紀開始罪人可得多次寬赦，並且處理過程採秘密方式。到第八世紀歐洲大陸已普遍採納這種政策。這就是沿用至今的告解。十三世紀初葉之拉特郎會議規定：有大罪者至少每年需清一次帳。

上述之演變似乎是一種進步，然而仍有許多副作用，在過去的封閉農業社會可能不很明顯。這些副作用主要來自兩個原因。第一，大罪的範圍擴大了。原來教會追究的大罪只是叛教、異端、殺人、通姦等公開罪行；後代則主張心裡的意念也能構成大罪，若不經告解寬赦，也能下地獄。第二，教會鼓吹沒有大罪的人也經常告解；有的所謂聖人每天告解。

因了告解之壓力，許多信徒感到去教堂是很重的負擔，設法逃避，等將來或臨死前再算總帳。有些有意進教的非信徒也會因而抱觀望態度。天主教徒一般比其他基督徒消沉，告解也是個主要原因。他們不易感到身為上帝子女的自由，是保祿說的未成年人，「雖然他是一切家業的主人，卻與奴隸沒有分別，仍屬於監獲人和代理人權下」 （迦四1）。

教會壟斷擴張赦罪的權力，是與福音精神背道而馳。而且管制只有嚇阻作用，沒有鼓舞和開導作用，並使教會忽視其教化任務。受這種教育的人，良知並不比他人一定敏感。連教會內部也有許多違反極淺顯之人權的惡習。

神父該使星期天的講道內容更加充實，觸到人生問題的每個層面，並把告解改為精神輔導。現在的流水帳式的告解，一分鐘處理一個個案，對真有精神困擾的人，不可能提供切合實際的開導和協助。（註：此文於民國81年10月31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79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