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法國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中，名氣最大的是沙特和卡繆。他們原是朋友，最後因為立場不同而分道揚鑣。這事件正好說明，存在哲學只有一個共同支持的見解，即個體該對人生作清醒的抉擇，人的命運是操在自己的手裡。至於該選擇怎樣的生活態度，則言人人殊。

他們公開絕交是在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反抗者》之後。在沙特主編的《時代雜誌》上出現了一篇書評，執筆人是沙特的得意門生張松，批評卡繆「不懂歷史現實，並立意不顧歷史，因而在給反動勢力撐腰」。在以後你來我往的爭論中，焦點集中於這個問題：為了正當目的，是否可不擇手段。

那是沙特等人向共產黨靠攏的時代。從他女友德包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模稜兩可的倫理》之立場，可以看出他們那時偏激到什麼程度。她說：「目的使手段有意義，沒有目的無法批評手段；手段使目的具體，目的也離不開手段……。除掉成千成百的反對派固然是一種侵犯，但那能是有意義有理由的；那是為了維持那給無數群眾帶來較好之命運的政體。也許這措施可以避免；也許那代表在任何積極建設中必然含有的破壞因素」。

上面的話離情理還不算很遠。在混亂局面下用武力恢復秩序，是可以理解的。這與防衛外敵的戰爭，以及私人的正當自衛有些相似。

但在這些情況，在採取行動之前，仍該考慮整體及長遠效果。耶穌說「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那有不先坐下運籌一下，能否以一萬人，去抵抗那領著兩萬來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國王離得尚遠的時候，派遣使節去求和平的條款」（路十四31等）。這話大概是說給猶太偏激愛國人士聽的。羅馬的統治雖不合理，毫無勝算的反抗更不合理，使情況更加惡化，公元七十年的猶太戰爭就是一個證據。

德包華下面的話就太放肆可怕了：「反對一種解放運動，以其含有罪惡和暴虐為藉口，是荒謬的；因為沒有罪惡和暴虐，就不能有解放；從自由到自由，須通過專制和壓迫，這是無法逃避的辯證定理」（W. Levi，哲學與近代世界，四二三頁引，英文版）。

聖經的務實政治哲學背後有兩千年的生活經驗，沙特等人既不知歷史，也不懂人性，只有一股天真的熱情。如果他們像薇依（S. Weil）那樣，親身與勞工階級生活一段時間，就不會那樣天真。天主教存在主義哲學家馬耳塞（G. Marcel）比較慎重，因為他對法國大革命沒有任何好感。他小的時候不知何故，雙親曾強迫他閱讀米聶（Mignet）的枯燥《法國革命史》，他知道什麼是革命（人而非仁，八頁，法文版）。

若不改造人性，任何社會結構之改變，都是換湯不換藥；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使問題轉移位置。但在大幅改變過程中付出的人命和財物損失，都是毫無意義的浪費。在教育制度方面的改革也是一樣，紙上作業和想像，只能看到美好的一面。人民公社的構想也很不錯，只可惜人不是機器。把主權和責任還給個體才最切實際。

由當權者自動推行的大幅改革，除了效果同樣無法預估外，多次能是當權者掩飾自己無能的魔術手段。社會當局既然未能認真消除舊制度中出現的人為弊端，必然也不會認真阻止新制度將出現的人為弊端；但那些弊端是在多年後才達到無法再裝看不見的程度，然後再設計一套轉移大眾注意力的魔術。結果受騙受害的永遠是天真的大眾。

耶穌說：「邪魔從人身上出去後，走遍乾旱之地，尋找一個安息之所，卻沒有找著；他於是說：我要回到我出來的那屋裡去。他來到後見裡面已打掃清潔，裝飾整齊，就去另外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魔鬼，進去住在那裡；那人末後的處境，比先前就更壞了」（路十一24等）。

大家可以想細菌問題。妄想完全沒有細菌侵身，是極危險的幻想。最正確的態度是培養抗體。現在要推行的教育制度只是改變舞台設計，並未趕走原來作怪的惡魔。原來的人為弊端之技倆，是混水摸魚。最有效的抵制方法，是讓大家看清他們怎樣動手腳，共同監督，加強學生及家長的抗體。把原來的運作系統攪亂後，大眾根本無法知道那批惡魔將出什麼鬼招，落到了完全被動挨打的地位。

　　從教學方法的角度看，按能力分班絕對合理，只要公平公開；而在某個範圍內且是必要的，否則不只資優班不含理，啟智班聾啞學校等也不該存在。平頭主義是假平等，不只對社會造成損失，也違反天意。每人該有機會發揮自己的能力及選擇之自由；那是權利，也是責任。到最後評量功過時，上帝「給誰的多，向誰要的也多」（路十二48）。（註：此文於民國81年8月1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66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