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古猶太社會，先知是個極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和文化現象。聖經的一般讀者，很容易只注意某些先知的怪異心理和作風，而看不出他們代表的深層意義。若要把聖經提到的先知人物都包括在內，可以說他們是藝文（包括音樂）人員。若只看他們對聖經思想之發展的作用，則可用聖經最早用的名稱，說他們是「有見識者」（seer）。按這意義，不只正式的先知書（等於言論集），全部舊約都是他們的精神遺產。

上述人員大部分形成兩個集團：有的屬於宗教組織，有的屬於朝廷。屬於宗教組織的先知與祭司的關係不很清楚。撒慕爾和厄里亞都曾主持祭祀（撒上十三8等；列上十八30等）；在有作品傳世的先知中，耶肋米亞和厄則克耳都是屬於祭司家族。如果給政治首領傅油是專屬於祭司的職權，則厄里叟的一個弟子也是祭司（列下九）。

舊約常提到的「先知的弟子或兒子」，究竟是指那類人也不清楚。大概兼指正在接受訓練的，和已經出師的。厄里亞的弟子事實上不是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不同的城市（列下二）。朝廷先知大概不包括各地方的文官，而有似我們戰國時代諸侯養的「食客」。

舊約裡記述的先知之言行，雖然大部分有政治和社會意義，但是宗教先知集團的日常任務，是協助大眾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大小問題，是教育和輔導大眾。撒慕爾將政權移轉給撒烏耳國王後向民眾說：「不過我的兒子還同你們在一起……我也決不願得罪上主，停止為你們祈禱，或停止教訓你們行善道，走正路」（撒上十二2及23）。個體的特殊問題，是由當事人主動向先知求助。朝廷的先知是為國王解答各種問題。

兩個集團之間有時難免有點張力。在一次戰爭期間，以色列國王向厄里叟詢問戰事前景，先知說：「我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去找你父親和你母親的先知罷！」（列下三13）。另一次戰爭時，朝廷先知一致預言勝利，而「上主的先知」米加雅卻預言敗績，遭朝廷先知當眾侮辱，又被國王監禁（列上二十二）。北國的將領稱厄里叟的弟子為「瘋子」，可見政客不把宗教先知放在眼裡（列下九11）。但就整體而論，宗教先知比朝廷先知中用。這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宗教先知是為大眾服務的，在人選方面不受某些不必要的條件之限制，例如儀表家世等；幾乎任何人都能在宗教組織中找個容身之處，是臥龍藏虎的地方。朝廷先知無論人選或訓練方式都難免形式化和樣版化，把精力浪費於繁文縟節。我國的科舉就埋沒了許多人材。

第二，宗教先知與大眾混在一起，對社會問題非常清楚，消息也靈通。朝廷先知與社會脫節，他們的見解極易陷於紙上談兵，不切實際。

第三，名利是朝廷先知的致命傷，因而極易強求表現，曲學阿世，不願或不敢實話實說。宗教先知對名利比較能保持距離，他們的見解比較客觀公正，做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耶肋米亞批評欺世取寵的知識階級說：「從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貪財圖利……都欺詐行事，草率治療我人民的瘡痍說：『好了！好了！』其實卻沒有好」（六13等）。

上面分析的，是個永恆的社會現象。有權勢的地方，就趨向形式化和樣版化；有名利的地方，就難見真誠。在極權社會，連反映民意的機構都形同虛設。民主社會的問題也是一樣，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許多幕僚和專家沒有使命感、關心的只是名利。當局交他們研究的問題，不實地研究，只抄襲外國資料交差，並不適合我們當前社會的實情。這在教育問題方面相當明顯。

我國教育問題的病根，是由於在法西斯主義的迷惑下，專家傾向使政府全面管制教育。但管制常使老實人吃虧。九年國教的用意雖佳，可惜小學惡補的風氣未因而收斂，卻使國中老師大賺了一筆。許多國中老師不合格，中小學每班人數太多等，不只影響教學效果，也是青少年迷失的原因之一。

大家不積極解決這類問題，又貿然推行直升高中，並假定國中老師是聖人或機器人，給他們太多打印象分數的生殺大權，也使每科老師都有了惡補的令箭。這大概也是名利在背後作祟。不過將來吃虧的，大概仍是同一批無錢無勢的學生。

朝廷先知並非必然就是假先知；關鍵在於是否受名利心驅使。耶穌說假先知是 「外披羊毛，內裡即是兇殘的豺狼」（瑪七15）。納堂和加得是達味（大衛）國王的御用先知，但他們都有勇氣揭發國王的罪行。依撒意亞似乎也是朝廷先知，而他是眼光最深遠的先知之一。（註：此文於民國81年5月2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53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