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尼采認為正確的人生態度，是抓緊此時此刻，不可因前思後想而使現實生命從手邊流失。「當一種動物，一個種族，或一個個體，失去其各種本能時，當他選擇而喜歡不利於它（即本能）的東西時，我便稱他為墮落的」（上帝之死，四十八頁）。他排斥一切退一步的設想，也反對以因果為基礎的罪惡、救贖、審判，以及自由意志和賞罰等觀念（六十頁）。他沒有或不願看到，在耶穌的意識中有這些觀念。

卡繆知道，尼采無條件地接受一切現實之極端立場，結果必然變成弱肉強食。尼采成為「殘殺之藉口，不是基於他反對偶像，而是基於他思想的最後造詣：盲目的屈服。同一切說是，暗含向殘殺說是」。他說尼采「背叛了道德，因為道德不接受世界是怎樣就怎樣」（反抗者，九十七頁）。卡繆強調反抗意識之建設功能。「一個奴隸若向一切說是，他向他主人的存在及他自己的痛苦說是；耶穌教人不抵抗」。但卡繆接受和認同的，也正是尼采眼中的那半個耶穌。

卡繆說：「我不相信上帝，這是事實。然而我也不是無神論者」（Lyrical and Cniticae Essays Vintage Books P.320）。他的意思是說，他不相信傳統基督教義中那樣的上帝。記者曾問他:「你曾寫說：『我的宇宙之機密：設想上帝，而不想靈魂不朽』。能否說明你指的是什麼？」他答說：「是的。我有一種神聖感，而不相信來生」（三六四頁），這乃是說，他相信充為宇宙萬物基礎的上帝，但不接受將來主持正義，賞善罰惡的上帝。

論到耶穌的意義他說：「基督是來解答兩個問題：惡與死亡，這也正是反抗者的問題。他的解答首先在於自己承當了惡和死亡。是神同時又是人者也忍耐了痛苦。無論惡或死亡，絕不能再歸罪於他，因為他也被撕破了，死了。高耳格達（耶穌被釘之處）之夜在人類的歷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這黑暗中，上帝眾目昭彰地放棄了傳統的特權，親身嘗盡了死亡之憂苦，連絕望在內。拉瑪撒巴克達尼（耶穌在十字架上向天父說的話，意為：你為何捨棄我）之呼聲和死前（按：該是赴死前）的遲疑，其意義就在這裡。若有永恆之希望支持，死是容易忍受的。為了使神是個人，他必須絕望」（反抗者，五十二頁）。

卡繆講完斯巴達卡斯之奴隸革命失敗，羅馬人為了報復，將六千奴隸釘在十字架上，排立在從卡布到羅馬的路上，接著他說：「十字架也是基督的刑具。我們可以設想幾年後他選了奴隸的刑罰，乃是為拉近在這事後卑賤者與無情的主人間造成的距離。他代為講情（按：如果主人成了信徒），承當了極端的不義，為使反抗不致將世界分裂為二，為使痛苦能換來天堂，使痛苦不再是可詛咒的」（十八頁）。

上面這些話，是信徒的口吻。但卡繆對耶穌所代表的意義，仍然有點保留：「我對第一位基督徒（是尼采的說法，指耶穌）非常鍾情，我欽佩他的生活方式，他死亡的方式，我的貧乏想像力使我不能隨他走得更遠」（Essays，po．320）。

卡繆不能走得更遠，主要是因他對歷史主義的非理性排斥。「最初是基督信徒把人的生命，以及事件的連續，看為從一個起點走向一個終點的歷史；而人在此過程中，爭取自己的得救，或促成自己的處罰」（反抗者，二0七頁）

上述之歷史意識本身是非常合理的，也是舊約原來就有的。但對現實太強烈的不滿，及對理想境界太急迫的渴望，當然能使人不愛惜尊重現實生命。卡繆說：「最初的基督徒不懂古人對宇宙的那份愛意」（同上）。這話放在原罪學說出現以後才合事實；但這學說正是希臘精神的產物。而卡繆推重的希臘，其實是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

說耶穌沒有反抗意識也不合事實，否則他不會被人害死。而且他曾說：「我來不是為帶和平，而是帶刀劍（即引發紛爭）」（瑪十34）。只不過他反對大型的抗爭；人際關係之改善，該從自已和家人開始，「行遠自邇」。

讓耶穌的意義在十字架上結束，不可能使大眾認同；十字架代表的只是失敗。痛苦有建設性價值才容易忍受；「天堂」不足以代表新約所嚮往的新天新地。

反抗意識固然能是思考人生問題的起點；但若沒有一個理想遠景引導，所激起的行動是毫無方向的騷動，而且反抗情緒他沒有自我約束之能力。新約之來世及賞罰等觀念，能使人以冷靜及負責任的態度面對痛苦，約束報復心理，及因絕望而寧願同歸於盡的瘋狂行動。（註：此文於民國81年2月1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140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