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任何時代及任何地方，都有愛財的人；但在宗教革命以前，始終未有整個社會公開承認，個人英雄主義的生財能力是個美德。許多學者研討了宗教革命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形成的關係，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推德國的經濟和社會學家瑪克司．偉伯（Max Weber）。他這項研究有中文譯本：「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作者對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分析確實精彩；但在分析神學思想及心理問題時，顯得功力較差。

　　宗教革命家直接關心的當然不是社會結構問題，更不是經濟活動問題：「宗教改革在文化上影響的相當部分──而就我們所研究的特殊局面 （即資本主義現象）來說恐怕是大部分──是改革者的事業所未預料的，甚而所不願望的結果」（三十五頁）。但是「不願望的結果」，未必就沒有內在自然因果關係；而且若不承認這種關係，並從導致資本主義局勢之觀念著手，要想抵制資本主義之流弊，必然徒勞無功，難收釜底抽薪之效。

宗教革命促成資本主義的理念主要有四個，第一個是路德的「天職」思想。因了希臘之厭世精神及原罪學說的影響，傳統基督教義認為，人生唯一要務是「救靈魂」，而出家修道是救靈魂最妥善的方法，是最有宗教和道德價值的生活方式；這些人有「聖召」（Vocation一天命），是上帝特選的人。路得則主張，每種正當職務都有同樣的道德價值；任何人善盡自己的本位職務，就是順從和實踐上帝的呼叫（Beruf一Vocation）。這主張對俗世活動之鼓舞作用顯而易見，也合於聖經精神。

促成資本主義局勢的第二個觀念，作用比較微妙，主要也是來自路得。他很早就立志成聖成賢，但按傳統方法修行多年之後，感到仍不能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心靈仍受著非禮之念的騷擾。而按奧斯定的原罪學說，肉欲與原罪幾乎是同一個東西；因此路得對耶穌之救贖的功能感到大惑不解。某天他讀到保祿羅馬書這句話：「亞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心中頓然開朗（羅四3）。「信即成義」（Sola Fide）於是成了他的中心思想：得救是上帝的純恩惠，與個人之功過毫無關係，只要人信仰耶穌，在上帝眼中便「算是」好人，人格不必有實質變化，而且被原罪腐化的人性，也是根本無法改變的。

路得顯然把信仰在安身與立命兩方面的作用混為一談了。在原則上，信仰固然不要求人先有什麼功德，立刻使人得到上帝子女之自信和價值感（這體認實際也有深淺之別）；但在立命力面，信仰有許多要求；有了對這些要求的認同與投入，才是完整的信仰。

「信即成義」的流弊可想而知，其作用之一是使宗教儀式及傳統的修行法則的價值降低了，省下的精力可以用在他處。但是得救不在於你是好人或是壞人，顯然不合情理，不易使信徒放心；而且信徒也不易把聖經在立命方面的要求置若罔聞。因此自己是否為被選者之疑慮，成了急待解答的問題。「相信」畢竟是主觀現象，無法確定是否足夠虔誠。

解除上述疑慮的方法，主要是來自喀爾文派。他們在原則上也主張得救只靠信仰，並且認為一人得救或喪亡（下地獄）是上帝從永遠就決定了的，沒有任何方法能改變這個決定。但是被上帝選定的人，上帝必然使他有好的表現。這些信徒力爭上游，並非為改變上帝的決定，也不是為使他人受到益處，只是為使自己「感到」是被選者。而金錢方面的成就，是人善用生命最易觸摸的證據。

喀爾文派等的另一精神特色，在於使傳統教義中修道人士追求的那種理想生活方式，成了每個信徒該追求的理想，成為在俗的修道者。他們繼承了傳統教義仇視肉體、排斥物質享受和溫情主義的精神。善盡職責是為光榮上帝。這種使人肯吃苦耐勞，克勤克儉，認事而不認人的思想，自然使財富逐漸集中到能幹者的手裡，並給大資本家培育了一批最可靠認真的員工。但是對自己嚴厲刻薄的人，很難對他人寬厚。清教徒的冷酷是大家都知道的。共產主義之出現，就是對資本主義之流弊的反動。

聖經確定一人是否為被選者的方法，是看是否忠於人，而忠於事的動機是為了愛人：「如果我們彼此相愛，天主就存在我們內，他的愛在我們內才是圓滿的」（若壹四21）。共產主義的難題，是怎樣使個體不計個人得失，當社會的忠實牛馬。資本主義的難題，是怎樣使要錢不要臉的個體不害到他人。歐美社會靠耶穌之人格的感召，能勉強化解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流弊；我們能靠什麼抵制偉伯所謂的「冒險資本家」之貪婪呢？（註：此文於民國79年10月27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77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