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人生哲學該處理的，只有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怎樣給自己的生命意義找個最終極的基礎，找個立足點，這是安身問題；另一個是立命問題，即人生在世有什麼使命，該怎樣完成使命。安身是先決問題；確定了人生的終極意義之後，才能限定實際生活中處世為人的態度。

「使命」本身是帶有宗教意味的字眼，假定人不是自己的絕對主人。在無神主義的人生哲學系統裡，當然也是根據「人是什麼」，來限定「人該怎樣」。但這時「該怎樣」不能稱為「使命」，除非把社會或人類假想成神。各種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哲學，從孔德到馬克斯，確實都有此類企圖，他們不要超然的神，卻不放棄神權精神；當權者為使大眾有使命感，甚而比神還要霸道。

可惜神的代用品，在人心中不可能與神產生同樣的作用。不相信有上帝，便不能有康德所謂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一切責任都成了條件性的，即「假如我要得到某個利益，我就該如何如何」。但我可以放棄這個利益，也可用不正當手段取得這項利益；外在管制縱然嚴密，但對陽奉陰違卻束手無策。

承認有上帝，使命感和責任感的強弱程度仍能有許多差別。啟蒙派哲學的自然神論（Deism），把上帝只看為宇宙秩序之根源；上帝造了宇宙之後，不再關切宇宙怎樣發展。在這樣的思想系統裡，當然也不能有絕對義務之觀念。

安身與立命兩個問題雖然彼此牽制，然而是屬於不同層次的問題，各有不同的理路。許多基督徒卻將二者混為一談。有人為了強調使命，而對聖經有關安身的章句視若無覩；禁慾派及迷信外在管制者，即是為了立命而創傷天性，破壞個體之自信和自尊。但也有人只注意聖經有關安身的字句，而對立命的要求視若無睹。

為使人自尊自愛，聖經強調人是上帝的肖像（創一），是上帝的子女。上帝對人的珍愛是基於他單方面的心情，不是人的什麼表現所引發的；他的愛是無條件的。第三世紀的希臘基督徒思想家奥力振（Origene），曾提出與柏拉圖之輪迴學說相似的主張，認為到最後所有的人都將得救，連魔鬼也將得救。這想法固然能彰顯上帝無限的愛，但卻破壞了聖經在立命方面的要求。

聖經不是只靠大腦憑空幻想的產物。聖經作家要解答和安頓的是現實人生問題，因為珍愛現實生命而把上帝想成父親。父親當然不願子女喪亡：「我豈能喜歡惡人的喪亡？」（則十八23）。但若子女間有利害衝突，他是否也該主持公道？舊約的法律假定是上帝訂的，其中規定的死刑便是出於這種無。

新約為了強調上帝的愛，培養信徒的愛心，故意把法律之價值沖淡，指明合法不等於合於正義，具有恩愛精神的人才是上帝眼中的好人。為使信徒寬容、有耐性，新約主張將來有個絕對的公道，行善的不可急於見到報酬，受害的也不必急於報復。「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瑪五44）。保祿說：「你們不可為自己復仇，但該給天主的忿怒留有餘地，因為經上記載：上主說：『復仇是我的事，我必報復』」（羅十二19）。私人復仇是越權。

為使信徒認真面對現實人生，不存苟且僥倖的心理，新約又主張此生是決定人永遠得救或永遠喪亡的唯一機會，不可幻想「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到了判定功過的時候，耶穌將對惡人說：「可咒罵的，離開我，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去罷！」（瑪二十五31等）。

有人覺得，永恆的地獄實在太殘酷了；有什麼罪惡能可恨到該永遠受罰呢？某些人的確比較幸運，沒有遇到過氣得七竅生煙，恨不得把對方撕爛的情況。你若沒有這種經驗，則可以說上帝沒有交你掌管地獄。因為耶穌說：「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 （所寬赦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十八18）。但是現世的幸運兒，沒有資格要求現世受迫害的人，把上帝交給他們支配的地獄拆除。在心靈世界中沒有地獄的人，可能是大好人，也可能是大壞人。不相信有地獄，難免使人間變成地獄。

聖經在講某問題時，為清楚起見，有時把問題簡化，但不等於否定在別處提到的同一問題之其他層面。瑪二十五把人生結局簡化為天堂與地獄兩種。根據聖經的其他資料，後來煉獄之觀念漸漸在教會中成熟（瑪加伯下十二24；格前三11），那是罪過不重，或罪過嚴重但已得到寬恕的人，暫時受罰的地方；服刑期滿後便升天堂。至於罪惡嚴重到什麼程度該下地獄，沒有深究的必要，除非你居心不正。（註：此文於民國79年10月20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76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