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人在生活體驗中，會發覺他不是自已的絕對主人，有些影響他行動的力量不是他能白由支配的。靈感命運等觀念指的都是這類力量。傳統基督教義中所謂的「寵佑」也是這類概念，指的是為行善避惡人得自上天的臨時助力。這是與原罪學說互相呼應的觀點：原罪腐化了人性，故靠人性自然產生的力量，不足以行善避惡。後世各基督教派對原罪腐化人性之深淺程度，雖各有不同的主張，但人性不可信賴之基本觀點是一致的。

奧斯定自己的生活經驗，是他構想出原罪學說的關鍵。換句話說，他有了「恩寵」觀念，才使與之相呼應的原罪學說能夠立足。無論如何，這兩個學說是分不開的。奧斯定是「第一位提出了有關墮落、恩寵、及自由的系統化學說；並且他提出了完全屬於他個人的精深解釋，使這三個問題一脈相通，前後呼應，這是在前輩中連痕跡都找不到的」（拙譯，奧斯定思想概論，二0八頁，台南聞道）。

其實以後教會裡所有的糾紛，連宗教革命在內，都是奧斯定惹的禍。關鍵在於聖經與希臘哲學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想系統；用希臘哲學詮釋聖經思想，必然會格格不入，矛盾百出。

奧斯定的母親是天主教徒，他本人小時並未入教。十六歲時他開始迷醉於聲色之享受，十九歲時信了摩尼教，前後歷九年；動機之一是為對罪惡不負責任：「我以為犯罪的不是我們，而是在我們內的劣根性」（懺悔錄卷五第十章，光啟）。在內心，他也嚮往希臘哲學追求的那種清高理想，但一直無法擺脫放浪生活。三十三歲時他在米蘭住所花園，聽到好似來自天上的聲音，讓他讀手邊的聖保祿書信；他隨便翻到一頁，讀了幾行。他說：「我唸完了這幾行，一線恬靜之光，射進我的心，把我不安的黑暗，一掃而空」（同上，卷八第十二章）。從此他成了另一個人。

因了這個體驗，他自然把保祿所講的「恩情」（天主教通常稱為「恩寵」），想成上帝「外加的」助力。只這一點，還不致有太嚴重的流弊；但他又把保祿的感情用語，看成哲學（或學術）用語。結果「奧斯定在晚年，將人得救的事全歸於上帝」（拙譯，二五七頁）。

所謂「得救」，也就是成為上帝眼中的好人。這樣一來，個人之自由和努力便難有用武之地了。簡而言之，他的恩寵論與自由論不能相容，他提出的協調方式是矯揉造作；他的原罪學說，以及本性與超性之區分，也都是造作。他的學說引出了許多無法解答也沒有意義的假難題，因為在聖經的思想系統中，那些難題根本不可能產生。

關於協調恩寵與自由的學說，留待後來討論，這裡只看奧斯定之恩寵論對個體努力之傷害。他主張上帝分施恩寵的方式是毫無憑藉的，既不是因為人先行了什麼善事而得的賞報，也不是因為個體先有了適當的精神準備：「恩寵不但不是因了什麼善意，或信德或祈禱之功而應得的，反而是恩寵先於並準備一切，因為善意、信德、和祈禱，都是來自恩寵」（拙譯，二二五頁）。

只這一點，已足以使人放棄努力。好在教會很少向大家講這層主張，所以有人說教會在理論上雖然是奧斯定派，但實際採用的卻是「半伯拉糾主義」，即半力行主義。

教會採用的雖然是半力行主義，但著力點仍不合聖經精神，太偏重獲取恩寵的方法，而忽視運用恩寵的方法。最明顯的證據是教會沒有把宗教教育之重心，放在加強信徒在實際生活中實踐福音精神的能力。天主教更是如此：直到數十年前，天主教是用信徒一字不懂的拉丁文舉行主要宗教儀式，與念咒無異。神父或牧師講道時，很少深入分析具體的人生問題，多在激發情感。豈不知全部聖經所記錄的，無非是猶太人兩千來年的生活經驗和反省。

聖經主張，人的一切都是來自上帝的恩情。上帝分施第一層恩惠時毫無憑藉，其中包括一切個體無能為力的東西，如生命、家世、才智，和機遇。那是資本。但第二層恩惠之分施，則完全在於每人怎樣運用了得自上帝的資本。不運用的能力會退化以至於完全窒息；錯過的機會不會再來。耶穌說：「凡是有的（善加運用的），還要給他，叫他富裕；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棄而不用的資本）也要由他手中奪去」（瑪二十五；路十九）。

保祿雖然喜好感情用語，但也沒有破壞平衡：「因天主的恩寵，我成為今日的我；天主賜給我的恩寵沒有落空，我比他們眾人更勞碌；其實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寵偕同我」（格前十五10）。福音首先是真理：「我是真理，道路，和生命」  （若十四6）。但真理有待領悟和實踐，才使生命充實。（註：此文於民國79年8月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70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