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用數目字的方式相當複雜,多次只指近似數值,甚而是按象徵意義。例如「二」,能有「若干」之意義(戶九22)。「三」有時等於中文之 「再三」(列上十七21);一個動作或一句話重複三次,有強調堅持等意義(依六3;耶七4)。

  聖經常用的「七」字,是指「許多」,相當於荷馬史詩中「九」字之用法;荷馬若說奥底賽去某地航行了九天,就等於說荷馬只知道這地方很遠,但不知確實何在。聖經說殺加音者要受七倍的罰(創四15),善人失敗七次,仍能轉敗為勝(箴二十四16),耶穌從一女人身上驅除了七個魔鬼(谷十六9),伯多祿願意寬恕他人七次(瑪十八27);這都是指「許多」,其最高級形容詞是「七十七」,或者「七十個七」。

從聖經之文化精神的角度來看,「四十」是意義最深長的一個數字。無論舊約或新約的歷史觀,都是向前看的,黃金時代是在未來。但是美好遠景之實現,並不是機械式的必然現象,而要求人有適當的準備與配合。在這個歷史的文化體系中,「四十」代表的多次是準備時期,考驗時期,在基督徒心中喚起的是憂患意識。

「四十年」原來指「一世或一代」(我國三十年算一世)。故此每有能幹的民長(士師)干預時局,猶太人便得安居樂業四十年(民三11;五31等);達味在位四十年(撒下五4)。八十年則指兩代(民三30)。

當初猶太人從埃及解放後,沒有直接去福地,而在西乃沙漠流浪了四十年 (戶十四34)。那是他們的 「訓政」時期,因為他們在埃及當奴隸太久,已經奴隸成性。所謂奴隸性,就是只知對主人負責,只向強權低頭,因而養成苟且取巧,陽奉陰違的精神,對橫面關係之義務毫無意識,沒有同舟共濟之團結精神,不會誠心誠意自動自發地合作。

這是一群不中用的烏合之眾,無力攻佔巴力斯坦,也無法組成自由人的社會,只能寄望於新生的一代。上帝說:「你們中(離埃及時)凡二十歲以上登記過的,凡抱怨過我的,都要倒斃在這曠野中……你們的子女要在曠野中漂流四十年,受你們背信之罰,直到你們的屍首在曠野中爛盡」 (民十四26等)。

自這事件之後,「四十」多次就有了準備和考驗等意義。梅瑟取十誡在西乃山停留了四十天四十夜(出二十四18);厄里亞先知從以色列逃亡到天主的山,走了四十晝夜(列上十九8);耶穌公開傳道之前,守齋四十天四十夜(谷一13)。

  我國近四十年在海峽兩岸,分別試驗了兩種管訓方式。在台灣,這四十年是三民主義的「訓政」時期;在大陸則是奉唯物思想為天經地義,當人生最高指導原則。到了今天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兩岸同胞處世為人的態度,結果並沒有什麼差別。貪婪程度和投機取巧的技術不相上下,都不懂自重自愛,尊重他人的權利,關切公共利益。特權階級不肯放棄既得的利益;未分到便宜的則不惜鋌而走險,欺詐偷搶之餘,機會可乘時還公開訴諸暴力。這等於說,兩岸四十年的管訓,都未能革除民族固有的奴隸性,培養出真正的民主氣質。

孔子說他「四十而不惑」(為政)。現在大家用「不惑之年」時,多想成「人格成熟之年」,而忘了他說的另一句話:「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陽貨)。他又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己」(子罕)。所以四十歲只是一般人的人格定型之年,但是不一定真正成熟;大家都能不惑,但有的人是不再感到向善之誘惑。四十年是人的可塑時期;過了四十歲,就可以斷定一人受的教育是成功或失敗了。我們目前在社會上興風作浪的人,絕大部分是新生的一代,而且有的曾是明星學府的高材生,怎能看不出是四十年之管訓方法錯誤所致?

孔子說:「放於利而行,多怨」(里仁)。無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其著眼點都是功利。但是以功利為生活動機乃是小人,「小人喻於利」(里仁)。高於功利的關切情懷才能培育出正人君子。政冶而重功利,本身並沒有錯;但妄想政冶是萬靈丹,而排斥迫害推展高級關切情懷的人士,這種政客無異是魔鬼的走狗。

兩岸之管訓失敗的另一原因,是沒有設法培養自我檢討之精神,只鼓勵喊八股式的漂亮口號,或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天主教除鼓勵信徒每天睡前檢討自己的功過外,又把耶穌復活節前四十天規定為特別齋戒期,提醒並協助信徒檢討生活態度,開創新生。我國之鬼月有點嚇阻作用,但不含自我反省之提示。我國先賢知道自我檢討之必要,「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但沒有形成教化制度,定期鞭策大眾。(註:此文於民國7977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62 篇。)

(作者:劉俊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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