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耶穌時代，「天國」是個大家通用的名詞，指理想社會。

　　面對天國之理想的態度，當時有三個派別。人數最多的是保守派或觀望派，其中包括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他們對外在局勢之改革不感興趣；後者只求保住政冶和宗教上現有的地位，前者認為唯一要務是嚴格推行傳統禮法。

　　第二派是偏激的愛國分子，主張以武力恢復民族獨立，並以高壓手段實現社會正義。第三派可以稱為先知派；他們雖然熱切企望天國之實現，但反對用武力，主張自我之覺悟與革新是實現天國最好的步驟。

當時在民間聲望很高的洗者若翰，在新約裡有兩個面相。因為他本人未用過武力，也沒有用明確字句鼓吹武裝革命，新約故意把他描繪成先知型人物；但同時又暗示，其實他是偏激的民族主義派，是厄色尼人：「由洗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國是以暴力奪取的；以暴力奪取的人，就攫取了它」。

接下來那句話是故意模稜兩可：「因為眾先知和法律直到若翰都講說預言」，若翰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在先知之列；而所謂「講說預言」，等於說並非主張馬上實現天國，而若翰則要馬上實現天國（瑪十一）。耶穌說「天國中最小的也比他大」，為他是偏激派，是急迫正義感和效力感的代言人。而訴諸武力的，若翰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流亡巴比倫，及公元七十年以後的流亡，都是偏激民族主義派惹的禍。

耶穌某些話，是專為教訓激進派的：「你們中間誰願意建造一座塔，而不先坐下籌算費用，是否有力完成呢？免得他奠基以後，竟不能完工，所有看見的人都要譏誚他，說這個人開始建造，而不能完工。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那有不先坐下運籌一下，能否以一萬人，去抵抗那領著兩萬來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國王離得尚遠的時候，派遣使節去求和平的條款」（路十四28）。小小的猶太民族，怎能與羅馬帝國正面衝突？

耶穌警告群眾，不可跟這些假先知起鬨：「你們要提防假先知！他們來到你們跟前，外披羊毛，內裡卻是兇殘的豺狼。你們可從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荊棘上豈能收到葡萄？或者蒺藜上豈能收到無花果？」（瑪七15等）。他又說:「凡在我以先來的（是否指若翰？）都是賊和強盜……賊來，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我來，卻是為叫他們（民眾）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8等）。凡罔顧民眾之眼前實質利益，利用仇恨心理鼓吹暴力，以擴張自己勢力的，都是這類假先知。

耶穌繼承的是眾先知之傳統；新約引證舊約時，也是以先知作品為主。保祿說：「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他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希一1）。新約明確指出。天國之實現，是靠每一個人對恩愛原理之領悟和實踐，不是靠墨守禮法，更不是靠政冶。

管理眾人的事是政治；禮法是以群體利盆為指歸的個體行動之規範，是政冶活動之沈澱物。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不可能有絕對公平合理的禮法，也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理想政治局面。最好的政治和禮法，也只是暫時的群體妥協方式。妄想立刻實現理想社會的，必然先製造傷害；而以公平為唯一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也必然使人類的成長力衰退。

耶穌說：「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他的使命不是主持公道（若三17）。因此他把維持社會之苟且秩序的責任，完全讓給世俗政權：「凱撒的，就該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瑪二十二21）。因為天國之來臨，「並非是顯然可見的」（路十七20），而須逐漸成熟。「天國好像酵母，女人取來藏在三斗麵裡，直到全部發了酵」（瑪十三33）。初期基督徒對政府公職不感興趣，因為那不是促使社會進步最有效的途徑。個體對個體的接觸和感化，才是使天國來到人間最好的方法。

耶穌並不輕視正義感，但他把絕對公道的理想社會之實現，推到一個不知期限的未來：「那日子和那時刻，除了父以外，誰也不知道，連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谷十三32。參看宗一7）。默示錄 （啟示錄）把外在局勢之演變描繪為上帝直接干預之結果，就等於說那是上帝的權利，基督徒不可越權，妄想插上一手，以為自己比耶穌能幹偉大。

信徒的任務是默默地當 「地上的鹽」，補救政治之不濟；當「世界的光」，為明天更好的局面舖路；不因政冶腐敗而衝動，不為短暫的效力而動心（瑪五13）。權勢本身就帶有腐化作用。革命志士和俠客是若翰信徒；他們與極權主義者同是短視急燥正義感和效力感的產物。（註：此文於民國79年6月2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57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