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按我國的傳統道德意識，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使命，是忠與孝兩項責任。但因為 「忠」只是身為臣僕者之責任，一般人之道德意識的重心，實際只有一個「孝」字。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說：「事孰為大？事親為大……事親，事之本也」（離婁上）。孝經又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論語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

在各民族討論處世為人之道的著作中，以我國論孝道的比重最高；因而有人認為西方人不重視孝道。但理論歸理論，事實歸事實。若看父母等在世及身後得之於子孫的實惠，問題可能就不一樣了。到過西方的人大都知道，西方許多城市的公墓，乃是觀光客必遊之地。他們肯為祖先的身後事花費這樣多的心血，該使人想到他們並非不重視孝道，只是精神和方式不同而已。

朱熹說：「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續近思錄卷六）。因為是出自天性，所以連最原始野蠻的民族，也知道孝愛父母。但經過理性之反省後，各種文化對孝道採取的態度便有了差別，針對我國之傳統孝道思想的得失，該提出下列各種問題：孝道對整體道德意識究竟有多大的帶動作用？孝道是否需要更深遠之關切情懷的支援和制衡？待外人不忠厚，待父母會忠厚嗎？待父母忠厚，待外人也必然忠厚嗎？社會整體處境不改善，孝子能提供給父母某些享受嗎？

聖經是以天道支援人道，並認為孝道只是人生在世許多使命中的一個，須與其他使命互相配合，不可獨尊。我國之傳統孝道思想，能加強對親族集團之關切，但很難產生對外人的積極關切情懷，甚而向心力使開展力窒息。

以忠孝為主的道德精神，乃是一種緩和的主奴模式道德精神，使屬下不易培養獨立和有擔當膽識的人格。聖經則強調個體尊嚴和個體責任，尊重個性，這與對父母的關切之情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不彼此衝突，只使服從之價值成了相對的。

按聖經思想，父母在世時不是絕對的權威，去世後也不變成絕對權威或神明。我國之祖先崇拜思想，認為父母去世後，「增加了一種神秘的力量，可以降禍授福於子孫」（董作賓，韋政通引，中國哲學辭典，「祖先崇拜」條，大林出版社）。   

論語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這等於說，父親是什麼黨員，兒子也該當什麼黨員；父親去世後三年，才可考慮走自己的路線。呂氏春秋說：「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孝行覽）。

聖經不假定先人的人格是完美無缺的；信徒追念祖先，不是為利用祖先以求己益，而是為補救他們在世時可能有的缺失，替他們完成他們可能未完成的使命。信徒追念祖先最常見的方式，是為（不是向）他們禱告；但是最能表顯聖經精神的方式，是以祖先之名義做些善事。當然為祖先禱告，也有自我警惕和自我鞭策之作用。

按聖經思想，人生是個發育過程，而人類歷史是個接力長跑。因為後人之成就是建立在前人創下的基礎上，故後人的功德，一部分可以算在先人的帳上。生命是人能立功立德的資本，而這資本是來自父母和祖先；此外我之能有某種表現，與父母等之某個態度或措施也當然有關；所以把子孫的一部分功德算在祖先的帳上，乃是合理的事。

父母和祖先一生究竟有功有過，子孫不必深究。每人的知識和行動能力都受到現實條件之限制。那時合理的，現在未必合理；反之亦然。但可以假定每人都有向善的意願。子孫的責任是使祖先這個廣泛心願，在自己身上發揮出最高的效能。如果子孫為尊敬祖先而墨守傳統，知錯不改，見善不思齊，不只是陷自己於不義，也是陷祖先於不義。

在教會初期，曾有為故去的人行洗禮的宗教儀式。保祿說：「那些代死人受洗的是作什麼呢？如果死人總不復活，為什麼還代他們受洗呢呢？」（格前十五29）。活人領洗的積極意義，是表示他對福音信仰自覺的認同，和對恩愛精神投入的決心。

為亡者行洗禮，本來沒有意義；因為按繼往開來之接力跑的視點，子孫受洗，就等於直系祖先都受了洗。但是為使子孫對祖先之終極下場更為放心，教會可以追認他們祖先的精神與他們是連成一氣的，追認他們祖先不自覺的信仰，即每人都有的向善之心。為亡者施洗的習慣後來失傳，可能因為大家都是世代相傳的信徒，子孫不再有這種心理上的需要。（註：此文於民國79年3月3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46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