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國人從自滿自負的大夢中驚醒後，發現社會落後的情形嚴重，於是許多人把罪過歸於孔孟思想。這是個非常幼稚的見解。我國過去的領導階級，固然是奉孔孟哲學為官方思想，但一個社會好壞不只在於領導階級；更何況他們大部分也是來自大眾。而塑造我國之民族性的，除了儒家外．還有道家，法家，以及民間的巫術宗教，及佛教思想。民眾是社會的材料，材料品質低劣，自然難望造出精美的成品。

由於近年來台灣香港等地的經濟快速發展，大家又想到了孔孟精神的影響。思想當然影響心情；繼而影影行動及其效果。事實上，在古代各思想派別中，除了聖經外，只有儒家精神是積極入世的。當然墨子與法家也是入世思想，但他們關切的主要是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問題，對個體之生活態度影響不大。

孔孟思想與基督教義之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五經是我國的舊約，四書是新約。孔孟思想也是由五經之思想蛻變而來。其蛻變過程與新約也非常相似，主要在於把某一種族及其首領（天子）代天行道之觀念，變成全民受命之觀念，把責任分給每一個人，並強調每人都有完成使命的足實能力：「天命之謂性」（中庸）；天性與使命是人的一體兩面，互為表裡；你有這樣的使命，故得有這樣的性能。

同時外在行為規範之價值也成了相對的，受個體良知之批判。故此孟子反對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的主張。所謂「言」，是指社會上大家公認的主張，無論是來自古代聖賢，或來自社會當局的政令（公孫丑上）。告子的主張是教條主義，是權威主義。

孔孟精神對我國之民族性的形成，發揮的作用不大，當然有外在原因，即其他學派及民間宗教的勢力。但在其思想內部也有極嚴重的弱點；主要是古代政教合一的觀念一直未能突破，道德教育與政治未能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組織。孔子及孟予都太高估了政治的力量，都曾夢想謀得一官半職，以改造社會。但是耶穌為改造社會，堅決不依賴政治力量。他不像洗者若翰（約翰）那樣與政治界勾搭；某天群眾要立他為王，「耶穌看出他們要來強迫他，立他為王，就獨自又退避到山裡去了」（若六15）。

孔子教育徒弟之目的，也是希望他們將來當公務人員，故此有「以直報怨」的主張，反對「以德報怨」。那顯然是法官的立場；個體修養，及私人相處，則不宜強調計較精神。百年來國人每論到改造社會，都只想改造社會框架，無人想到最需要改造的是個體心態。個體心態是本，社會框架是末。官員腐敗，是社會全體之道德意識使然，換了別人還是照樣腐敗。已經吃飽的，可能還有點節制；換了新貴，也許更加無恥。近百年來我國換來換去的結果都在眼前，無需多言。

在理論層次，孔孟都知道政治與道德是兩個價值系統，這是他們比墨子和法家高明的地方。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沒有使命感，不能成為正人君子。他又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世）。「大人」指有權位者，代表政治；「聖人」代表道德。二者皆是傳達天命的，或代天行道的。所以道德與政治是兩個平行系統，大人與聖人是兩種不同層面問題的上帝代言人。

孟子也分天爵與人爵；前者指仁義道德方面的成就，後者指政治職位。此外他們都主張，道德修養比外在的法律制度重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大學）。

然而因為沒有專門負責大眾之道德教育的人員和獨立機構，孔孟的理想無法落實。試想，我國有幾個家庭備有自己的舊約和新約？一生又閱讀幾次？去廟裏進香或拜拜的，除了為賄賂鬼神以消災納福外，有誰藉機會訓他一頓，讓他反省一下人生在世的使命？

民族性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能夠改造的。最重要的是先看清自己的弱點。西方政教各自獨立的社會組織方式，乃是聖經的一貫傳統，猶太最後一個王朝是例外。耶穌說：「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瑪二十二21 ）。教會在羅馬帝國成了合法組織後，雖然有時候被政治利用，有時牽制政治，但始終沒有忘記政教各自獨立的原則，也盡了教育大眾之道德意識的責任。

在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下，我國許多政客依然保存著傳統的極權心理；該管的管不好，卻妄想什麼都管，基督徒用「聖誕」兩字竟也遭到取締。但是巴比倫人何在？希特勒何在？聖經之信仰依然健在；而且自主自律之精神？將受到更廣大的肯定。（註：此文於民國78年12月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34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