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在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能超越自己。其他動物為謀求生存，及適應環境，雖然技能非常巧妙，但無改進能力。人的改進能力雖是天生的，但個體單獨之突破能力卻非常有限。他的自由行動範圍比其他動物廣；但在另一方面，他與同類的依賴關係也特別強。簡單生物生下來便能獨力生存；而人類，到了兩三歲，是否能在自然環境中獨力生存也大成問題。

準備的時間長，是為走較遠的路。人類之生理發育過程緩慢，是為配合或遷就精神發育。所謂精神發育，不只在於學習謀生技能，更是為培養與他人相依為命之意識。而在事實上，只有在合作的條件下，個體之建設性潛力才能發揮到極限。

這種合作，也不只限於同時代的人；後人的成就，是建築在前人創下的基礎上。這些事實指出，人生在世的使命，不只在於保存並延續生理生命，同時也須延續並發展全人類的文化生命。全人類的發育遠景，也是大自然之計畫中的一部分。

現代人對人類的歷史生命和文化生命多少有點意識，雖然在實際生活中未必設法配合人類發育之遠景。在古代各民族中，以猶太人對歷史生命的意識最為強烈。從他們最早的祖先亞巴郎（亞伯拉罕），經過逃離埃及事件，到先知們的宣講，特別是流亡時代的先知，他們一直相信或期望明天更好。因為關心歷史生命，他們保存下來的古代歷史記錄也最多。所謂西方歷史學家之父希羅多德，比舊約最早的史書作家晚了好幾個世紀。印度是個文化古國，但不重視歷史。有改善現實之希望，記錄（通常皆附批判）歷史才有意義。

猶太人之歷史意識的形成，當然與他們在列強夾縫中求生存的處境有關，但那不是充足理由。許多別的弱小民族，則或是被消滅了，或是被同化了．要勉強找個解釋，可以說他們雖是弱小民族，卻一直不肯認輸。因為是弱小民族而非統治者，故能保持不滿現狀的情緒；因為頑強，所以沒有走上出世理想的路。

新約繼承了舊約的歷史意識，只不過實現歷史使命的方式有所變通。因了希臘哲學的影響，後世基督徒把新約看成了出世思想，認為舊約的精神太現實，太現世化。這是非常可惜的誤解。舊約與新約的精神固然有所不同，但差別不在於入世與出世，而在於舊約的民族主義和禮法意識形態色彩太重。新約突破了這兩層限制，強調人類完美境界之實現，不是靠某一個民族，也不是靠外在的管制，而靠每一個人對恩愛精神之領悟和投入。

在新約裡，特別是保祿和若望（約翰），常提到「時機」。這是個歷史概念。此外，新約保存了肉身復活之信念，使人不致魂不守舍。為反對希臘的輪迴學說，保祿利用「種子」和「蛻變」兩個觀念，指出該先有不完美的，然後才有完美的；人生是發育過程，不是提煉過程（格前十五35等）。默示錄（啟示錄）是專門講述人類遠景的作品，指出善與惡之戰爭是在現世進行，勝利的善人不是移民他處，而是佔領改造後的這個世界。在革新後的世界，「不需要太陽和月亮光照」，即不需要支配他人的權貴和權威，「因為上主天主要光照他們；他們必要為王」（默二十一等）。那是民主制度。

在教會初期，教外人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是：耶穌為何那樣晚降生救世。如果耶穌主要是為替人類補罪，打動上帝的心，則問題無法回答。但保祿早有答案，舊約是必要的準備過程；梅瑟法律是「啟蒙師，領我們歸於基督」（迦三24）。在舊約的文化背景中，耶穌才可理解。在原始的家族部落時代，禮法與人情能自然調配。群體生活組織有了相當大的規模之後，才能發覺單靠法律制度，不能實現理想社會。周朝之社會結構失敗後，才有孔子提出仁心之重要。老子認為大規模的社會組織根本是墮落現象。

到了耶穌時代，人類的文化成就可以說已經到了極限，再無突破之力。有的文明大國成了歷史陳迹，如埃及和巴比倫；有的在原地踏步，如印度。我國的表現雖然不錯，但自秦朝以後，一治一亂，社會也沒有顯著的進步。

耶穌推展的精神是一味強壯劑，使人類能再繼續自我超越：「時機一到，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迦四4；弗一10）。新局面的開創，不能靠奴隸，不能靠外在的管制。（註：此文於民國78年10月28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30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