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任何信仰，常是對某種理想之認同。擺在眼前的事實不是信仰之對象。正式的科學知識，也不屬於信仰的範圍。但是科學萬能之主張，則是一種信仰；能否兌現當然是個問題，對當前之行動有建設或破壞作用也不太清楚明確。

　　然而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這信念是個有意義的假設；他若認為人類現有的科學知識已經達到了極限，當然不會投入研究工作。但只喊科學萬能，而不按科學方法動手推動科學進步，則是自欺欺人，對目前情況之改善毫無助力。

基督徒之信仰的終極客體，是最後之理想境界。但保祿論到信仰時，特別在批判禮法意識形態的論戰中，想的主要卻是實現理想境界的「方法」，也就是此時此刻之行動的指南和規範，以取代禮法之指導地位。

故此羅馬書有兩處說「服從信仰」（一5；十六26），就跟說「服從法律」時的「服從」之意義一樣；「信仰」是一種行為規範。在另一處保祿說「信仰之路」（羅四12）。接受信仰之指導，就是「順從天主的正義」，即上帝衡量善惡所採用的標準（羅十2）。那是「出於天主而本於信仰的正義（標準）」（斐三9）。

既然信仰只是行為指南，所以並非一接受信仰便算好人，而須有合於信仰之要求的實際表現，故說「由於信仰，懷著能成義（能成為好人）的希望」（迦五6；弟後三15）。由此可見，路得馬丁所謂的「信即成義」，只能看為鼓勵之語，就如國人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不合事實。

至於說信仰只蒙蓋起信徒的罪惡，使上帝不按客觀標準審判信徒云云，更是誤人之論。天主教訓導信徒的方向也不正確，偏重人與上帝的關係。而忽視人際關係。結果因讀聖經而得於耶穌之精神的直接感召，雖然造就了許多表現優異的信徒，但也有許多相當囂張的信徒，處世為人的態度反而不如非信徒可愛。「天主的名在異民中因你們而受了褻瀆」（羅二24）。

信仰所揭示的行為準則究竟是什麼呢？保祿最喜歡用的有兩個名詞。一是表達主體之心態的「恩愛」或「恩情」（grace）；天主教譯之為「恩寵」或「聖寵」。另一個是表達此心態產生之客觀效果的「恩惠」（gift）。

兩千來年居然無人發現，保祿用「恩情」有時是指行為準則，或說「恩愛原理」，是很奇怪的事。這是因了奧斯定的影響。這位「恩寵學說大師」，關切的只是後代所謂的「寵佑」，即完全由上帝自由操縱的神秘助力。中世紀神學家提出的「寵愛」概念，對奧斯定之學說雖然不無糾正作用，但仍未摸到「恩情」之規範意義。寵愛主要指一人被上帝喜愛的狀況，仍是偏重上帝之主動作用，仍是所謂的「他力道德」學說。

許多次保祿把信仰與恩愛相提並論。這時恩情是指所認同之行為準則；而信仰是指信德，即對恩愛原則認同之心態。保祿說：「一切由於信仰，為的是一切都本著恩愛（原則）」（羅四16）。所謂「本著」（kata），就是「依照」或「按照」。在另一處他使「恩愛」與「本性的智慧」成對比關係，其「原則」意義更為明顯：

「我們處世……並不是本著本性的智慧，而是本著天主的恩愛（原則）」（格後一12。參看鐸二11；弗二8。宗十三43；十四3；二十24，32）。

因為基督徒奉守的生活規範是恩愛原則，故說「以愛德行事的信仰」（迦五6）。在許多書信的致候辭裡，保祿把信仰與愛德相提並論（哥一4；得前一3；得後一3；弟前一5等）。既然「恩情」有行為準則之意義，故能與法律成對比關係：「你們已不在法律權下，而是在恩情權下」，即受恩愛原則之管制（羅六14）。他又說：「天主救眾人的恩愛（原則）已經顯明，教導我們……」（鐸二11）。因為恩愛指上帝之行動原則，而不是支配人的神秘力量，故能被人濫用（猶一4）。

保祿強調信仰之恩愛原則，是為取代法律之公平原則。他強調上帝及耶穌的各種恩愛表現，只是為說：那也該是信徒之處世原則。信仰與法律之全部論戰的目的，就是為闡明若望福音的一句話：「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十三34）。在這個思想系統下，新約在其他地方提出的愛仇人惡人等要求，乃是福音基本精神該自然產生的效果，不是額外要求。付出的比得到的多才是恩情。

傳統的恩寵學說，使人處於被動的地位；他唯一有點主動的地方，是利用禱告等打動上帝的心，為多得恩寵。但這不是聖經的精神。按聖經思想，上帝一直無條件地輸送給每人所需之行動能力。上帝的心不需要打動，是人心需要打動。耶穌的任務，在於激發覺悟，使人知道「怎樣運用」上帝自然就提供的行動能力，看清努力方向。許多基督徒只謀求吸取上帝的神秘力量，或陶醉於上帝之恩愛的感受，則似耶穌咒詛的無花果樹：枝葉茂盛，但不結果實（瑪二十一19）。（註：此文於民國78年10月14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27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