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德性」在此指良好的習性，可按不同觀點分組。有的是按所針對的事情，如禮義廉恥（管子所謂的四維）。有的是按人際關係，如忠孝友悌等。論語及中庸稱智仁勇為「達德」，即認為那是任何有意識的行動，都須同時動用的三種能力。

「智」包括一切知識，無論是關於客體的或行動主體的，是實徵性的或是關於目的和理想的。「仁」是關於目的或理想之價值判斷能力、即判定某個目的值得或不值得追求。本來這是愛惡的問題；但因為一個目的有無價值，最後是以人（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利益為指南，故稱為「仁」而不稱為「愛」。儒家用「愛」是指對物的愛惜：「仁人愛物」。至於「勇」，是指實現目的所需之毅力。

大概從畢達哥拉斯開始，希臘哲學也把幾個重要德性列為一組，稱為「樞德」  （cardinal virtues），共四個：明智，正義，勇敢，和節制。「四樞德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西方人心目中的全部道德生活皆環繞並依靠這些德性，恰如門繞門樞而動；亦稱基本德性，因為它們是其他一切德性的必然條件。在道德生活上，這些德性既被列為最重要且最困雞，因此亦被稱為主德，其他德性則稱為副德；副德之對於主德，是從屬與依賴的關係」（頂退結編譯，西洋哲學辭典，國立編譯館）。

希臘這組基本德性之選定，首先不合邏輯上之嚴密區分法則的要求，因為有重疊現象。其所謂「明智」雖也假定其他知識，但偏重當機立斷之能力，是「機 智」（prudence），不利於遠大見地之培養。至於「義德」，按亞里士多德的主張，那是「智者之事」；事實上，那是儒家之「智」與「仁」合力產生的作用，不是一種單純能力；用化學術語說，那是混合物。希臘的「勇敢」及「節制」，合起來等於儒家的「勇」。勇敢是克服阻力的衝勁，節制是為抑制情欲之衝動。但正義也含有抑制情欲之能力的需求。故就整體而論，抑制之顧慮佔的份量較重，不利於進取和創興精神。四樞德之選定，反映的是在現實社會中，明哲保身的精神。

其實西方也有一組儒家那樣的達德，即保祿講的「信望愛」三德（格前十三），但後世基督徒未能用來糾正希臘哲學而採取了折衷立場，表面上使二者河水不犯井水，把「信望愛」之意義局限在純宗教問題（所謂「超性」）範圍。這是個非常錯誤的立場，不只等於向希臘哲學投了降，而且加重了厭世色彩。重視超性，必然忽視本性。結果經常聽到的論調是：「不合情理，所以高超偉大」。    

保祿選用的字眼，確實有點費解。他說的「愛」最容易懂，等於儒家的「仁」。他用的希臘字（Agape），也只用於對人及神的愛。「希望」之意義已經不很清楚。但與儒家的三達德互相比照，可以想到那是關於「勇」的問題。一個目的或理想有希望成功，行動才能果敢；絕望使動力陷於癱瘓。

關於「信德」（Pistis），大家的爭執最多，還沒有能使大家折服的解釋。但因為在批判禮法意識形態時，保祿用「信仰」或「信德」與法律對比，而法律是一種生活指南，是一種知識，故可以猜想信仰也是一種生活指南，是一種知識。

行動所需之知識有兩層，一是客觀知識，包括科學心理學等知識。另一層是關於目的和理想、以及其可實現性之認定。但目的和理想，在原則上還不是事實，不是客觀知識，只是信以為然，認為是那樣。關於比較遠程的目的和理想之認定，更是信以為然。而在另一方面，是目的使行動有個方向，使之成為有意義的行動，成為自主的行動。同時也是根據目的和理想，以分人品之高低。各種人生哲學之特色及區別，主要也在於其中信以為然的部分；客觀知識乃是各派哲學在原則上都該接受的。

基督徒處世為人須備有之知識，保祿有時也稱為智慧：「這智慧是天主在萬世之前，為使我們獲得光榮所預定的」（格前二6等）；有時也稱之為「知識」（格後四6）。但他用「信仰」的次數較多，為強調基督徒之人生觀的特色，即其信以為然的部分。對基督所標示之理想的認同，便是主體意義的信仰，即所謂「信德」。

由「希望」及「信德」之字眼的選用，可知基督徒之人生態度，是把重心放在實現理想，而不是安於現狀。法律等之目的則是為維持現實局面。故此保祿說:這種智慧，「也不是要消滅的今世有權勢者的智慧」（格前二6）。有權勢者為保住權位，堅持現狀的意願比一般人還要頑強；皇帝自動讓位是奇蹟，教宗讓位的歷史上只有一個例子。（註：此文於民國78年9月30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26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