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從開始以個體責任之角度思索人生問題，我國思想家關於人性是善是惡的見解便起了爭執，至今尚無定論。這不是個科學問題，不能單拿外在事實當證據而得到結論。所謂「性」，就等於「性能」。一個東西的性能是好是壞，須看目的而定。但是人生在世的目的，不是科學能解答的問題，因為其中主觀因素佔的份量很重；而主觀因素又不該全部排除，因為人不是機器，不是工具。

　　一般說來，比較自私的，只關心自己之利益的人，容易偏向性惡論，因為他只注意他人可惡。從社會或群體利益之角度思考人生問題的，感到個體不是易於支配的工具，也容易偏向性惡論，荀子是典型例子。　這兩種思路的共同點，在於皆是從外表看人，即根據外在的效果，直接斷定內在的性能。這條思路有兩個弱點。第一，不先檢討所要求之「善」的標準是否合理。第二，立場矛盾：即一方面把人看成機器，故由效果不好直接斷定性能不好；但另一方面又不承認人是機器，而認為人「不該」不好。你怪罪他人時，便是承認他有不傷害你的能力，並知道「不該」傷害你。若你認定他天生性惡，便該自己小心，敬而遠之，怪罪沒有意義。

為證明人性本惡，荀子提出的證據也有矛盾之處。例如他說，人之所以想當好人，正因為他不是好人：「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性惡篇）。顯然這是詭辯。很巧，柏拉圖也曾利用類似的文字魔術。荀子提出的說明，則與另一個論證衝突。他說:「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

這等於說，在天性之內，自然就有調節和抑制貪心的機能，貪心自然有個限度。既然如此，便不能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人性內既有自然節制機能，好利之心就不是「必然」走到爭奪的地步。總而言之，荀子的論證皆是以偏概全，理由並不充足。

另一條思路是以責任感當思索人性問題的起點。你若關心他人，為行善有時可能感到力不從心；但為避免傷害他人，一般不會感到太大的困難，特別在比較單純的社會裡。至少很難有無故傷害他人生命身體的意念。所謂虐待狂，該是極少的現象。

至論破壞他人的財物，則超出了人性本能管制能力的範圍，是另一層問題：財物私有不是人類原始的自然生活情況。在另一方面，你若希望大家加強責任感，也該強調人有避惡的足實能力。孔孟的人生哲學，便是順著這條思路結構起來的。舊約創世紀前幾章，發揮的也是這種思想。

在第一章，上帝每造完一類東西，作者便重複這句話：「天主看了認為好」。造人之後，作者未加評語，因為人是尚未完工的東西，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性。但最後的總評語，當然也包括人，「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二31）。作者在這章排斥拜物教和多神論，目的也是為加重人的責任：沒有任何外力干擾人的行動，他的命運完全操在自己手裡。

第二章講人類的生存條件。樂園的物質設備十分簡陋，目的是要人自己改善：「叫人耕種」（二15）。所謂「耕種」，是指一切生產活動。其他民族的神話，大都認為人生的重要技術，是某某神傳授的，如希臘的醫神、穀神、藝神等。創世紀則把各種發明，歸功於有名有姓的人（第四章）。由此可以看出聖經的傳統人道主義．和力行主義的精神。

生命就是發育。而人類是發展可能性最大的生物。一般動物同類相殘的現象，不像人類那樣嚴重；發生衝突時，弱者一表示認敗，對方就不再攻擊，弱者沒有生命危險。原始人類大概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人類的腐敗現象，不該歸罪於天性，而該檢討兩層問題。第一，現實社會結構是否適合人性？老子主張回到原始狀態，「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但是否可行，是一個問題；而看人的發展潛力，停在原始狀態似乎也不是大自然的原意。所以該假定，能有一種又進步又適合人性的共存共榮之社會組織方式。

第二，人類的知識和行動能力，在不停地以「人工方法」加強，道德意識或責任感是否也該等速加強？車子的推動力加強了，方向盤及煞車功能當然也該加強。這是人類問題的關鍵，卻不受重視，特別在中國。在動力方面，我們現在用的是進口貨，而方向盤和煞車則是最原始的，是靠本能和外在的管制。許多高級知識份子和官員，認為知識就是德性，甚而排斥推行道德教育的人士。殊不知科技知識不等於道德知識，純功利動機也不是道德動機。基督徒每星期受訓一次，該感到榮幸；但也希望訓人者多充實自己，以免「瞎子領瞎子」（瑪十五14）。（註：此文於民國78年9月16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24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