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保祿（保羅）分析並批判禮教意識形態，並非主張社會不必有禮法，而是為了強調，單靠禮法，不能使人成為上帝所要求的那種好人。他的積極目的是為表明，只有耶穌表現的精神，及他提出的處世為人之道，才能使人成為真正的好人：「福音啟示了上帝所施行的正義（之標準）」（羅一17）。

保祿認為，在梅瑟（摩西）頒訂法律以前，人類（或至少猶太人）沒有法律（羅五13）。若按字面解釋，這話顯然不合事實。不要說其他民族，就是在猶太人中間，一定原來也有一套大家默認的習慣法。不過那些禮法，只是群體生活的妥協方式，不代表上帝的權威，對個體之道德良知的壓力不大，不易形成保祿要破除的禮教意識形態。保祿要攻擊的直接目標，是假藉上帝名義而形成之獨霸性的外表善惡標準。

此外也要知道，保祿雖說在梅瑟以前沒有法律，但並非沒有罪惡。然而老子所謂的「失義而後有禮」，若不按歷史意義，而按邏輯關係解釋，仍可用來說明保祿的觀點；那等於說，禮法是因罪惡而起。保祿說：「法律不是為義人立的，而是為叛逆和不服從的，為不虔敬和犯罪的，為不敬神和凟聖的，為弒父弒母的，為殺人的……」（弟前一9等）。

法律是一種行為規範，與道德的差別之一，在於其強制性。法律發揮其強制力的方法是處罰，而最嚴重的處罰是死刑。故此保祿說：「文字（即法律條文）叫人死」，他又說，法律是「定罪的職務」，同時是「屬死的（即施死刑的）職務」（格後三6等）。以具體方式來說，所謂「生活」，就是指各種自動自發的活動。死刑剝奪人的生命，較輕的處罰可以說是「小死」。而且法律對行動本身之限制也是一種「小死」。保祿說，受法律管制的人，是「因死亡（即刑罰）的恐怖，一生當奴隸的人」（希二15。參看迦四9）。奴隸沒有自己的生活，只是受外力支配的工具。既然法律是因罪惡而起，又用死亡之威脅發揮制止犯罪的功能，故保祿稱法律是「罪惡與死亡之法律」（羅八2）。

猶太人相信，梅瑟法律是上帝頒訂的。保祿也承認此點。既然如此，「施刑」不該是上帝頒訂法律的目的，最多是個手段；否則與新約所顯示的上帝之形像不能配合：「他對待忘恩的和惡人，是仁慈的」（路六35）。所以上帝立法之動機不可能是因為他痛恨壞人，他的積極目的不是為置壞人於死地，而是為保護好人的生命和權益，為「使人生活」（羅七10）。故按上帝之動機而論，可以說「法律本是聖的，誡命也是聖的，是正義和美善的」（羅七12）。

保祿說「我們知道法律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理」（弟前一8）。耶穌與當時猶太道學家之衝突便出在這裡，他們不是不肯上進，而是眼光太窄，不會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索人生問題，盲信法律萬能。保祿說：「我可以為他們作證：他們對天主有熱心，但不合乎真知超見，因為他們不認識由天主而來的正義（標準），企圖建立自己的正義，而不順從天主的正義」（羅十2）。愚忠是頑固無知之善心人的悲劇；他們抱定一兩個教條或口號，便以為有資格代天行道，排斥異己。他們以為在建設，其實在破壞，在杜塞走向理想境界的途徑。

「以色列人追求使人成義的法律，卻沒有得到這種法律，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們不憑信仰，只憑著行為（之合法性）追求」（羅九31）。他們錯在認定禮法是唯一又絕對的人生指南。但按這條路追求「完人」之理想是行不通的，只能產生挫折感，終於自暴自棄，陷於因循苟且。按法律原理，只要一個行為違法，便是罪人：「因為經上記載說：『凡不持守律書上所記載的一切，並依照遵行的，是可咒罵的』。所以很明顯的，沒有一個人能憑法律（原理）在天主前成為義人」（迦三10 ）。按嚴格的法律原理，既不能「將功贖罪」，也不能說「知過必改，善莫大焉」；這類觀點，皆是根據別的原理。（註：此文於民國78年8月12日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發表，為《聖經今看》第  19 篇。）

（作者：劉俊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