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革命以前,許多人早在呼籲教會改革,但無人敢強出頭,越俎代庖,破壞原來的大社會框架和運作程序。文藝復興時代是個罪惡多端的時代,但也是後來被封為聖人數目極多的時代;在藝術方面表現傑出的更不必說了。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崗位和能力範圍,設法對社會有點實質具體的貢獻,不妄想憑匹夫之勇扭轉乾坤。米開蘭基羅也關心世局。在一首詩中他說:「被不幸和恥辱包圍,只有睡眠香甜,變為鐵石尤可羨。不要看,無所知,幸福無邊。莫要把我喚醒,請你小聲肆言」。

馬丁路德及喀爾文在神學理論方面的見解,是以傳統原罪學說為前提。但原罪學說是入世的基督教義向希臘厭世心情投降的產物;可想而知,他們在理論層面並未恢復福音精神。這事只想說明宗教革命與政治的關係。事實上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很快變成了政治事件,其政治意義遠大於宗教意義,其直接效果是促成了民族主義的政治革命。這不是路德的初意。但要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偶有現象;在發動大型運動之前該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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