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100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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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能超越自己。其他動物為謀求生存,及適應環境,雖然技能非常巧妙,但無改進能力。人的改進能力雖是天生的,但個體單獨之突破能力卻非常有限。他的自由行動範圍比其他動物廣;但在另一方面,他與同類的依賴關係也特別強。簡單生物生下來便能獨力生存;而人類,到了兩三歲,是否能在自然環境中獨力生存也大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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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是按正常自然規律不能或不易發生的現象。其表面作用,是吸引人的注意;至於進一步的作用,則看人怎樣反應。這類現象使某些人迷失在巫術世界,或守株待兔,使另一些人從事有條理的探索和思考。聖經主要是從宗教和道德的角度看奇蹟;其中有關奇蹟的敘述,集中於猶太宗教歷史上的三個關鍵人物,各有不同的意義:梅瑟(摩西),厄里亞(以利亞),和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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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是對某種理想的認同。但理想是否能夠實現,在原則上不可能有科學式的證據,否則便不配稱為理想。不要說宗教性的遙遠理想不能有科學式的證據,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短程理想,也無法證明一定能夠成為事實。

  大家都認為是佳偶天成的一對青年夫妻,婚姻一定成功嗎?未必,但雙方如果不信以為然,並全心投入,成功的可能性更小。目前看到的構成佳偶天成之現實條件,只是婚姻可能成功的跡象或依據,不是科學性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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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信仰,常是對某種理想之認同。擺在眼前的事實不是信仰之對象。正式的科學知識,也不屬於信仰的範圍。但是科學萬能之主張,則是一種信仰;能否兌現當然是個問題,對當前之行動有建設或破壞作用也不太清楚明確。

  然而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這信念是個有意義的假設;他若認為人類現有的科學知識已經達到了極限,當然不會投入研究工作。但只喊科學萬能,而不按科學方法動手推動科學進步,則是自欺欺人,對目前情況之改善毫無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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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性」在此指良好的習性,可按不同觀點分組。有的是按所針對的事情,如禮義廉恥(管子所謂的四維)。有的是按人際關係,如忠孝友悌等。論語及中庸稱智仁勇為「達德」,即認為那是任何有意識的行動,都須同時動用的三種能力。

「智」包括一切知識,無論是關於客體的或行動主體的,是實徵性的或是關於目的和理想的。「仁」是關於目的或理想之價值判斷能力、即判定某個目的值得或不值得追求。本來這是愛惡的問題;但因為一個目的有無價值,最後是以人(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利益為指南,故稱為「仁」而不稱為「愛」。儒家用「愛」是指對物的愛惜:「仁人愛物」。至於「勇」,是指實現目的所需之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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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俊餘曾清除了不少他認為沒意義的書信、收據。他走後我整理書桌,看不到近十多年的信件、單據,反而三十多前的稿約、信函、收據卻在。我猜可能存放在抽屜深處,他沒找到而讓有歷史價值的文件保留下來。

  我找到三十六年前(即民國63年)71日,碧岳學社和他簽的譯著稿約。當時書名為《神學集成》,他負責第二集第一部,規定在三年內譯完。那時每千字稿酬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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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祿(保羅)指出,基督徒之道德精神的特色在於信仰,而當時猶太道學家之精神特色則在於嚴格遵守禮法。

  禮法之目的主要是維持一種現實的(甚而過時的)局面;其所倚重的指南,是一個兌換一個的公平(但未必)原理,所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瑪五38)。然而信仰,常是對某種理想的認同,是要實現一個尚未成為事實的局面。一旦理想成了事實,信仰再無容身之地,而成了客觀知識(格前十三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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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開始以個體責任之角度思索人生問題,我國思想家關於人性是善是惡的見解便起了爭執,至今尚無定論。這不是個科學問題,不能單拿外在事實當證據而得到結論。所謂「性」,就等於「性能」。一個東西的性能是好是壞,須看目的而定。但是人生在世的目的,不是科學能解答的問題,因為其中主觀因素佔的份量很重;而主觀因素又不該全部排除,因為人不是機器,不是工具。

  一般說來,比較自私的,只關心自己之利益的人,容易偏向性惡論,因為他只注意他人可惡。從社會或群體利益之角度思考人生問題的,感到個體不是易於支配的工具,也容易偏向性惡論,荀子是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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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祿(保羅)說「凡屬於肉身的人,不能悅樂天主」(羅八8)。公元三八五年,教宗西里居(Siricius)在寫給非洲一位主教的信中,便是引用這句話,禁止神父度婚姻生活,縱然原來是有妻室的。這是保祿的原意嗎?肉體是上帝所厭惡的東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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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羅馬書第七章,保祿(保羅)對禮教意識形態提出的兩項控訴,一個是說,為居心不正的人,法律知識等於犯罪知識,法律引誘人犯罪;另一個說,禮法意識形態能使良知失效,或因沒有勇氣抵抗禮法之壓力,使人做出與「本心」相違的事情。此外他又揭發了一項很難被人發覺的流弊;他這項控訴,當然也遭到了後人的曲解。

保祿說:「法律激起忿怒。因為那裡沒有法律,那裡就沒有違犯」(羅四15)。在另一處他說,猶太人「生來就是忿怒之子」(弗二3)。一般皆主張這兩處指的是上帝的忿怒。故此在天主教現在通用的中文聖經中,前段話譯為「激起天主的義怒」;第二段話譯為「義怒之子」,即猶太人是上帝忿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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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老師生前曾感嘆的說:「我小學念了好幾所學校,卻沒有拿到畢業證書!」不求甚解的我,沒再追問詳情。我早知道在衛道中學服務的萬世魁,是他的小學同學,可是不愛談往事的他,從沒提及兩人何時同學?甚至是同窗或校友,我也沒搞清楚!

  每年聖誕節前,萬世魁總會寄來賀卡,劉老師也會回張賀卡。去年收到賀卡時,劉老師已躺在榮總病房,叫我代他回信。只是忙碌的看護工作,加上不想讓老友操心,我把這件事耽擱下來。萬沒想到再替劉老師和老同學連絡,竟是訃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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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知道張耀先神父和劉爸爸於1950年一塊去羅馬念書,卻從沒機會和他碰面,這也是我寄劉爸爸訃聞給他的理由。而張神父因那天有事不能參與彌撒,還特地打電話給本堂神父,並表示為劉爸爸獻彌撒,這份恩情令我感動。也因此讓我決定拜訪他,談談當年從北京南下赴義大利的往事。

  在電話中張神父告知:「我們三人(狄剛、羅漁、張耀先)是河南大修院的修士,一起結伴走,六個人是在澳門會合的。要知道北京三人南下的掌故,只有請教李震校長。」

  這真是出乎我意料的答案,我一直以為他們六人從北京到廣州。沒關係!至少他們從澳門會合後就在一起,還是有些共同的記憶吧!因此我仍到新竹市去見張神父,沒想到收穫又是我始料未及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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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這些天的救災新聞,使我對孔子有關學識與行動效率之關係的言論,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我們的媒體人及大眾,好似都沒有受過科學及法治教育,對「系統」及「組織」之價值,好似毫無概念。

大家不知道,越是在緊急救命情況,越該嚴格恪守其位,各司其事;無論是按地區或按事務,誰也不該到他人的職責範圍內插花,干擾運作系統。這原則也適用於其他有名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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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3高齡的李鴻皋神父,現住在北縣新店市小主顧會的會院中,每天為修女做彌撒,週日到聖堂幫忙,有時還兼做法文家教老師。他的體力和精神都很好,記憶力不錯,只有腳走路稍吃力,需靠拐杖幫忙。

  我們母子三人拜訪李神父,主要談永平教區小修院的教育,因為劉老師幾乎不談童年往事。說起82年前小修院的種種,李神父興趣盎然,要我們帶錄音筆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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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新竹拜訪張耀先蒙席時,他說:「劉俊餘和李震是高中同學,一起去羅馬,他對劉俊餘比我熟!」張神父接著很熱心的告訴我:「李神父最近要去香山牧靈中心住一陣子,妳到那裡找他,比去輔大容易多了!」張神父立即寫下香山牧靈中心的電話號碼,要我找位廖修女,就知道李震神父何時到。

  回高雄後的二十多天,我為一些文件忙碌,才告一段落。兒子提醒我:「有和李神父連絡嗎?」於是打電話給廖修女,沒想到李神父頭一天才到香山。當我和神父通電話後,才知他是因本堂神父到耶路撒冷朝聖,暫時代本堂,只在香山待十天。

  香山屬新竹市,卻在中華路五段,想來很偏僻,交通自然不便,所以我先到兒子那裡住一晚,第二天開車去就方便多了。沒想到一路上滂沱大雨,有驚無險的到香山牧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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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祿(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對禮法提出的第二項控訴更加嚴重。他揭發的流弊其實每天都在發生,那就是外在的規範與「本心」衝突,而人沒有勇氣抵抗禮法之壓力,做出違反良知的事情。外在管制越多越專橫的地方,這樣的情事也越多:最悲慘的例子,是國人所謂的「大義滅親」,例如文化大革命時,子女告發父母的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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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保祿(保羅)的主張,為使人成為善人,梅瑟(摩西)頒訂的那套禮法不是必要的;那套禮法教育出來的猶太人,就整體而論,比某他民族的道德水準也不見得高。在羅馬書第七章,他更進一步指出了法律的兩種流弊。這兩項控訴的表達方式都不易捉摸,須根據他的整體思想細加分析。這裡先討論法律的第一種流弊或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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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祿(保羅)分析並批判禮教意識形態,並非主張社會不必有禮法,而是為了強調,單靠禮法,不能使人成為上帝所要求的那種好人。他的積極目的是為表明,只有耶穌表現的精神,及他提出的處世為人之道,才能使人成為真正的好人:「福音啟示了上帝所施行的正義(之標準)」(羅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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